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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闻第二十六（第1页）

如同巴黎所有的创新建筑一样，埃菲尔铁塔一开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绝。虽然铁塔的设计者埃菲尔宣称“法兰西将是全世界唯一将国旗悬挂在300米高空中的国家”，但一时也无法说服各阶层反铁塔人士，小仲马、莫泊桑、魏尔伦等名流都对其嗤之以鼻；一位数学教授预计，当盖到748英尺之后，这个建筑会轰然倒塌；还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常常向人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伤心往事：“我出生时是双胞胎，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长相一模一样，连我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保姆替我们洗澡时，其中一个不小心跌入浴缸淹死了，没有人知道淹死的究竟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马克·吐温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那个活下来的人，其实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阿波里奈尔身材微胖，脸松弛虚肿，嘴巴又肥又小，显得很贪吃，鹰钩鼻，据说“像猪油刻出来的拿破仑”，傲慢的毕加索刚见到阿波里奈尔“惊呆了”，立刻一见如故。毕加索夫人这样说他：“很迷人，有教养，有艺术品位，多么优秀的诗人呀！他不刻意，具有孩子般敏感的心，稚气而魅力十足，不合常情，夸张，却简单、朴实。”

有一天，尼采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据说，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

战争期间，哈谢克曾住进首都布拉格的一家旅馆，在旅客登记簿“国籍”栏填上与奥匈帝国相敌对的“俄罗斯”，又在“来此何事”栏填上“窥探奥地利参谋部的活动”。警察局很快派人把该旅馆密密匝匝地包围起来，真相大白后，警察严厉责问哈谢克为什么开这种玩笑，哈谢克真诚地回答说，他对奥地利警察的效率不大放心，是想考验一下他们警惕性如何。警方哭笑不得，罚他坐了五天牢。

罗素认为，20世纪初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是亨利·庞加莱。他曾经去庞加莱的住处拜访，他承认见到庞加莱时，“我的舌头一下子失去了功能，直到我用了一些时间（可能有两三分钟）仔细端详和承受了可谓他思想的外部形式的年轻面貌时，我才发现自己能够开始说话了”。

有一个学生在火车上认出了爱因斯坦，他问爱因斯坦：“教授，纽约在这个火车边停吗？”

杰克·伦敦许诺给纽约一家书店写一本小说，却迟迟没有交稿。书店编辑一再催促均无结果后，便往杰克·伦敦住的旅馆打了个最后通牒式的电话：“亲爱的杰克·伦敦：如果24小时内我还拿不到小说的话，我会跑到你屋里来，一脚把你踢到楼下去。我可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杰克·伦敦回信说：“亲爱的迪克：如果我写书也手脚并用的话，我也会说话算数的。”

1918年1月，勃洛克写完长诗《十二个》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

塔夫脱是美国历届总统中体重最重的一位，而且举手投足都显得孔武有力。有一天，他去拜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到罗斯福所住的一个海滨别墅以后，决定到海里去冲冲凉。刚好罗斯福的一个孩子在沙滩上玩够了，跑回家来找罗斯福。“爸爸，我们去游泳吧。”孩子说。“不，孩子，现在不行。”罗斯福抱起孩子说，“总统先生正在使用海洋。”

尽管凡勃伦丝毫不注重衣着，甚至公开鄙视居家杂务，他对女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一次凡勃伦对他的同事抱怨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你动手动脚，你该怎么办？”

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对爱丁顿说：“教授，听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半人懂相对论。爱因斯坦当然是一个，教授，你也是一个。”“嗯，不……”爱丁顿带着沉思的神情摇了摇头。“教授，不必谦虚，大家都这么说的。”“不，我是在想，那半个人是谁。”

画家范奈莎·贝尔和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发起组织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选择成员时有个标准——“不能忍受呆瓜一样的人。”一旦她们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再邀。她们因此组织了英国乃至世界性的知识分子团体，“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也有着闪光的价值”。

曼德尔施塔姆曾有多次坐牢的经历，但他认为自己天生不是坐牢的。比他成名稍晚的叶赛宁说他是天生的诗人，“有了他的诗，我们还写什么？”

当数学家拉曼纽扬病重住医院时，哈代常常去看他。哈代每次走进拉曼纽扬的病房时，总不善于恰当地开始谈话。有一次，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我的出租马车车号是1729，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拉曼纽扬回答道：“不，哈代！不，哈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它是能够以两种方式表达为两个立方数的和的最小数。”

泡利为人傲慢，言辞犀利刻薄，问题刁钻，且对任何权威都能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他因此得了两个绰号“上帝的鞭子”和“科学家的良知”。泡利还在上学期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演讲完后，泡利站起来说：“我觉得爱因斯坦不完全是愚蠢的。”此话一时传为名言。

1921年，年近8旬的法国作家法朗士坚持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庆典在富丽堂皇的瑞典音乐学院的演奏厅举行。在献词过程中，法朗士一直坐在自己的桌边“打盹”。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打盹”，他却解释说：“没有这回事，那时我没有打瞌睡，只是我听不懂瑞典语，但我知道他们在谈我——为了表示我的谦虚，我就把头垂了下来。”

赫本初登影坛，即广受欢迎。大量的报纸欣喜若狂地赞美她的美貌、活力、妩媚、典雅，人们称赞她是继嘉宝和褒曼之后的最佳女演员。许多报纸评论赫本说：“一位新嘉宝诞生了！”据说英格丽·褒曼在意大利观看《罗马假日》时，竟发出一声惊叫，她丈夫罗西里尼问她：“你为什么叫喊？”褒曼说：“我被奥黛丽·赫本深深感动了！”

卡夫卡临终时，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对医生说：“四年来您不断地向我许诺。您在折磨我，一直在折磨我。我不跟您说话了。我就这样去死。”他被打了两针。卡夫卡说：“杀死我，否则您就是杀人犯。”

1929年5月16日，筹备了一年多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电影奖颁发了。在1931年颁发电影奖的时候，学院的图书管理员玛格丽特看到了那个小金人，脱口而出：“它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这个奖就渐渐地被叫做奥斯卡电影奖了。这就是奥斯卡电影奖的由来。

数学家乌拉姆出生于波兰并在波兰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他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到公共电话间去打电话，接线员告诉他：“占着线！”乌拉姆没有听懂，问了一句：“我应该占哪条线？”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见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教授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哈耶克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哈耶克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两个人相视大笑。

墨索里尼站在一栋大楼的阳台上，向5万名法西斯党徒喊话：“谁是意大利的救星？”5万人大声回答：“墨索里尼！”墨索里尼非常开心：“谁是意大利新领袖？”5万人再次大叫：“墨索里尼！”墨索里尼陶醉了：“意大利应该由谁来统治？”5万人更大声：“墨索里尼！”这时“布咕”一声，谁放了一个屁。墨索里尼大怒：“哪个混蛋在放屁？”5万人呼声如雷：“墨索里尼！！”

关于天才冯·诺依曼的公式是：（A）冯·诺依曼可以证明任何事情；（B）冯·诺依曼所证明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他的同事们自愧弗如，自嘲时会说：“你看，琼尼的确不是凡人，但在同人们长期共同生活之后，他也学会了怎样出色地去模仿世人。”琼尼即是冯·诺依曼的名字。

有一个好莱坞的女演员问狄兰·托马斯为什么来好莱坞。狄兰说，一来他想摸摸金发碧眼的小明星的乳头，再者想见见卓别林。那个女演员满足了他的愿望，先让他用手指蘸香槟消毒摸她的乳房，然后带上他与卓别林和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而狄兰在饭前就喝醉了，卓别林很生气，把狄兰赶走，他说伟大的诗歌不能成为发酒疯的借口。狄兰的答复是在卓别林家门廊的一棵植物前撒了泡尿。

法国作家科莱特遭遇过经济危机，她感慨：“钱可不好赚。”她为此甚至在1931年开过一家美容院，但很快就关了门。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时，她说：“我没有想到人类还会又一次走到这步田地。”

20世纪初的哥廷根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影响力的数学宗师，俨然成为了“全世界数学中心”。但纳粹政权上台以后，许多顶尖犹太数学家被迫离开哥廷根大学加盟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量子力学教父”尼尔斯·玻尔的弟弟哈罗德·玻尔曾经高傲地向世人宣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银河系数学中心”！

1939年，年仅34岁的葛罗米柯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斯大林接见他时问他英语如何，葛罗米柯说还在攻克之中，尤其是口语还缺乏实践。斯大林建议：“你可以到美国的教会、大礼拜堂去听听牧师的布道。要知道，他们英语说得很标准，发音吐字很清楚。要知道，俄国的革命者在国外都没有白待，他们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完善外语知识的。”

丘吉尔的女婿是一位杂技演员，他不太喜欢女婿。有一次女婿想讨好他的岳父，就问丘吉尔最崇拜的人是谁。丘吉尔想也不想就说是墨索里尼。女婿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丘吉尔回答说：“他有胆量枪毙自己的女婿，而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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