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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第十（第1页）

剧作家王尔德在美国过海关时，海关人员问他有什么物品需要申报，他郑重地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我的天才需要申报。”这个回答让在场的记者和人群目瞪口呆。

人们对雕塑家卡米尔因为痛苦而表现出扭曲变形的作品毁誉参半，而赞誉却全都属于罗丹，因为她是他的学生。卡米尔的弟弟对她说：“罗丹做梦，你做工。”

有一次，有人请教马克·吐温：“讲演词是长篇大论佳，抑或短小精悍好？”马克·吐温以故事回答：“某礼拜天，我到教堂去，一传教士以哀怜之语讲非洲之苦难。当他讲了5分钟时，我欲捐助50美元；当他接着讲了10分钟后，我决定减捐助数为25美元；当他滔滔不绝半小时之后，我在心里减至5美元；最后他讲了一个小时，拿钵向听众哀求捐助，从我面前走过，我从钵里偷走2美元。”

画家德加倔傲，有坏脾气。他的经纪人说他：“德加唯一的嗜好就是吵架！别人都得赞同他、容忍他。”朋友则形容他：“心情好时，声音美妙、忧伤而亲切；心情不好时，就变得杀气腾腾，像在跟谁单挑决斗一样。”

法国元帅霞飞生于一个啤酒桶工匠家庭，幼时对老爸的制桶技艺十分钦佩，盖因制桶是“慢工出细活”，故霞飞的性格也深受影响。他之所以能当上总参谋长，多半是由于法国军界看好他的性格：“一种明白而略显迟缓的智慧，一种虽然并不太快但坚决的力量。”还有一说法是，法国总参之所以选择霞飞，正是因为他傻乎乎慢吞吞的“无知”样子，这样总参的军官们就能不受约束，为所欲为。

作家阿纳多尔·法朗士是普鲁斯特在文学界的长辈和好友，对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普鲁斯特曾经起扶持作用。法朗士把普鲁斯特的小说比做温室中培养的花朵，像兰花一样，有“病态”的美。可是突然间，“诗人（指普鲁斯特）射出一支箭，能穿透你的思想和秘密愿望”。

1914年6月28日，19岁的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波将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德射杀，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正当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精心玩弄外交手腕，互相转嫁挑动战争的罪责时，小毛奇忍耐不下去了，他说：“什么侵略者的责任问题，全是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

从古巴归来后，西奥多·罗斯福再度进入纽约政界。麦金莱赢得了大选，罗斯福也跟着进了白宫。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出能表达其行事作风的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

托洛茨基乐于跟普通人，特别是工人交往。他跟老渔翁做好朋友，在老人面前他没有半分架子。他身上有浓厚的贵族气派，但是他只对身边的人才如此，面对初见者，他是十分亲切的。他的秘书说：“谁跟他工作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挑剔，而且态度也越加粗鲁。”

马蒂斯说他和毕加索的区别：“（我和他）像北极与南极一样不同。”

美国是一个很商业化的社会，商业活动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总统柯立芝在1925年说：“美国的要事就是商业。”

德国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加入，普朗克和能斯特认为：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他们去游说爱因斯坦。“这样吧，”爱因斯坦说，“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绰号“黑杰克”的潘兴将军是所有“二战”美军名将（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等）的前辈，美军将士提起潘兴大名，无不如雷贯耳、敬畏非常。这个“黑杰克”是个严厉得过分的家伙，经常一副铁面凶神的面孔，腰板笔直，造型冷酷，所以有人评论说，他虽然很威严，但“更似舞台之将，而非现实之将”。

弗兰茨·卡夫卡一天下午去朋友家，惊醒了朋友的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

乔治·格蒂与他的儿子保罗·格蒂在经营方式、个性及商业价值观上差异很大，乔治的诚实有口皆碑，而保罗只对钱感兴趣。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去父亲管辖的油井，企图把钻井设备强行拿到自己那里去。乔治就会提醒手下的人：“我叫你们别让这个狗娘养的到这儿来，什么也别让他拿走！”但有时候他也会心软，“嗨，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拿，就让他拿走吧。”

巴顿很欣赏布莱德雷的才干，但总觉得布莱德雷做事太“磨叽”，而布莱德雷虽然对巴顿的勇猛很赞赏，但又认为巴顿太“兵痞”，当巴顿脾气发作骂骂咧咧的时候，布莱德雷总在旁边说：“行啦，还是少说两句吧。”

物理学家泡利自己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觉得我是一个革命者。我当时觉得，物理里有重大的难题来的时候，我会解决这些难题的。后来，重大的问题来了，却被别人解决了。”由于泡利较少地看到他人观点中的优点，较多地注意他人观点中的缺点，因此他有个口头禅，每次发言他总要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他似乎跟别人不相容，对此有人戏称为“泡利的第二不兼容原理”。

居里夫人的年薪已增至4万法郎时，但她照样“大方”。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宴会上的菜单，因为这些菜单都是很厚很好的纸片，在背面写字很方便。有人说居里夫人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

1937年，还是无名的尤瑟纳尔跟成名的弗吉尼亚·伍尔芙见面。尤瑟纳尔写伍尔芙：“我不相信我在犯错……伍尔芙是英语造诣最高的四五位作家之一。我甚至相信，尽管有很多与此相反的迹象，到2500年，还是会有一些心灵，有足够觉悟，珍视她的艺术的微妙。”伍尔芙则说：“她穿黑裙子，上面有可爱的金叶子；肯定有过过去；多情；智性；一年一半时间住在雅典。红嘴唇。精力充沛；工作的法国女性；就事论事；智性……”

维特根斯坦喜欢深思，然后宣布他的答案：“就好像其解答是沙皇颁布的告令似的。”罗素责备他没有提供出其结论背后的根据，维特根斯坦惊嚷道：“送给别人玫瑰花时难道也要将玫瑰花的根和茎一并送上吗？”

考古学家柴尔德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是史前考古领域的权威。在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保守的考古学家们说，尽管柴尔德倾向于左翼政治，但他是非常真挚的，他没有完全超脱肉体感官的享受。柴尔德是科学协会的会员，而又似乎很欣赏人们称他为“红色教授”。

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许多人当面叫他小弗莱，背后则嘲笑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苏格兰老古董”。有一天，实验室主任赖特爵士主持例行的业务讨论会。一些实验工作人员口若悬河，哗众取宠，唯独小弗莱一直沉默不语。赖特爵士转过头来问道：“小弗莱，你有什么看法？”“做。”到了下午5点钟，赖特爵士又问他：“小弗莱，你现在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茶。”原来，喝茶的时间到了。这一天，小弗莱在实验室里就只说了这两个字。

出版家卢斯认为一个有用的谎言胜过有害的真相，他说：“任何新闻学的歪曲或扭曲都是为了上帝和耶鲁。”

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有两个外号，蒋介石叫他“土匪原”，西方叫他“东方的劳伦斯”。他对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几乎无所不通，熟读《三国》、《水浒传》，了解中国民族性。土肥原重信义、尚承诺也很有名。抗日名将马占山即认为土肥原不骗人；宋哲元评价土肥原说话算话；德王痛骂日本人时如果扯到土肥原上，则说：“他懂，他懂，他说话算话。”他自己则认为阴谋只是一种技术，使用越少越好，最大的谋略就是诚心，彻头彻尾的诚心诚意，推心置腹。

俄国物理学家伽莫夫取得成果后，玻尔让他去英国向卢瑟福请教。不过玻尔告诫他说，他向卢瑟福介绍原子核嬗变的量子理论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这位老头一点儿也不喜欢标新立异，他有句口头禅：“一个理论只有简单到连酒吧间招待也能明白，那才是好理论。”

建筑家勒·柯布西耶一生游移于古典主义、机器文明、民俗文化三者的矛盾冲突与融合之中，探索如何通过具体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构成，超越实用功能的狭隘观念，追求诗学的美的理念，最终是要创造并实现人类的和谐生活。他说：“除了钢铁、混凝土，还需要用爱来建造。”

由于“二战”的悲惨经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后来过着单调的生活，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在大学教书期间，他和同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孤独地但又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那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人称做“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甘地曾于1931年在伦敦会见过萧伯纳。甘地遇刺后，萧伯纳在唁电中说：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是多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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