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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天下的关门游戏（第1页）

秦朝的官家制度构建了一个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模式，从隋朝开始，那些底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向上流动的通道，补充权力集团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也随之产生，直到唐朝官家体制才算是真正得到完善。“家天下”起源于西周的封建制，它的主干部分就是统治家族内部，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进行权力分配。在一个帝国的框架内，嫡长子为天子，余子封为诸侯，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到了诸侯层面上，继承爵位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余的封为卿大夫的为小宗，依此类推，到士这一层次为止。封建世袭制下的士大夫家族所享受的特权和俸禄不过五代就消耗殆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士以下就会变成平民，也就是由统治阶层变成被统治者。这样的封建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一种家族式的权力架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家天下”的模式。

得势的权力者不断地变换，让官家的权力结构陷入不断地被否定、肯定、又否定的历史旋涡中，周期性短、变化快，让人无法把握其规律性。皇帝为了使自己的权力阶层有唯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自下而上的管制凝聚力，权力被当作利益分割的黏合剂使用，家天下也就成了皇帝和官僚集团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抱团自肥”游戏。

家族共同体的“硬实力”

家与国在结构上并没有不同，只是在规模上有着大小之分。在国的层面上，君为臣纲：而在家的层面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就是政权与父权、夫权、族权的“四权对接”。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男性家长往往掌握着最大的私权。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他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来侵害自己子女或亲属的利益。而在由家庭放大无数倍形成的国家里面，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平民百姓之间就剥去了血缘亲情这层关系。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会出现官员滥用制度授予的正式权力，来为自己赢得更大的权力效益。官家奉行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伦理体系，让官员们认为自己动用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

既然说到国与家的关系，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结构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那么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到底有多硬？说到“硬权力”，我们绕不开一个概念，那就是“裙带”关系。

权力家族之间结成的“裙带”关系并不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有现象，近日读报居然发现这种镶嵌在权力结构中的家族“硬权力”不光存在于中国，连国外也有。前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就是裙带关系受惠者，他的外祖父是自民党创始人之一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他姥姥的外祖父、岳父、妹夫都是社会背景相当深厚的风云人物，推算起来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还得叫他“表叔”，前首相岸信介、桥本龙太郎、宫泽喜一也都算是他的远房亲戚。

在《红楼梦》中，贾雨村府上的差役为初涉官场的主子上了一堂“权力家族”关系学课：“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丰年好大雪’之‘薛’。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都在外的本也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

一个衙门里的小小差役，就能将这种由“裙带”扯出的权力关系说得如此通透，可见这种权力运行规则已毫无秘密可言。差役反诘：“老爷如今拿谁去？”贾雨村也不是个傻子，这个关系网中的哪一个是他能够得罪起的。《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就是以联姻为主而结成的家族共同体。不但台面上的四大家族之间盘根错节，而由四大家族散发出去的婚姻枝节更是上可达皇权，下可连那些手握实权的大小官员。只要简单梳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以贾政为圈子核心的姻亲脉络图：贾政、帝王—翁婿；贾、史—姑表；贾、王—郎舅，并亲上作亲；贾、薛—姨亲，并亲上作亲；贾政、贾雨村—联宗等等。

恩格斯就中世纪的婚姻曾下过一个定义：“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官家的权力背景下，生长在这些豪门望族的女子们，她们的爱情婚姻注定是一场又一场的悲剧，只见利益，不见幸福。

家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往往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古代官家刑法中的株连法与此有关。历史上那些触及到皇权利益的，被判了连诛、连坐的高官们，基本上都是以几百号，上千人的杀戮为结局，以一个家族的消亡为代价。由于权力家族之间有着“共损”与“共荣”的利害关系，其他权力集团要想从外部攻破这些家族的联盟是很难做到的。权力家族的消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从内部逐步败落。《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的衰亡，是因为传宗接代的男性主子们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养尊处优的心理，糜烂奢侈的生活方式，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实际上就是家族权力的自杀式消亡。

官家的“裙带”关系最为盛行的时期应该是东晋时期。“裙带”从字面上拆开看，就是妇女的服饰上的一根带子，这根带子让服饰成为一件合体的衣服，引申开来就是由妇女姻亲关系所带来的官场利益关系。

东晋时期的权力结构很多都是来自于豪门士族的政治地位，而决定政治地位的高低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士族成员自身所取得的政绩；

二是士族阶层通过婚姻构建起来的关系网。这种来自于关系网内部的彼此提携与利用，也就是裙带关系。

我们知道清浊之分和士庶之分是南北朝时期官场上最重要的界限。士族阶层就是那些世袭的没有封爵的贵族阶层，他们除了没事聚在一起扯扯闲篇别无它好，唯一的职业就是做官。好像除了做官，这些人也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他们就像寄生在权力躯体上的寄生虫。士族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用婚姻作为手段，结成一个坚固而奇异的家族共同体。在这种状况之下，作为个人来讲，人在江湖都需要交情，作为权力集团成员都热衷于通过裙带关系来夯实自己的权力底盘。

士族之间通过联姻形成共同体，同时士族和皇族之间也通过皇家纳妃而成为权力场上的一对连体婴儿。

政治地位越接近，相互之间通婚的概率也就会越高，因为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不会占谁的便宜，这样就容易结成一个看上去相对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得士族成为封闭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小团体。他们内部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站出来反抗。

当时士族之间最为盛行的就是“世婚”，也就是连着好几代都有姻亲关系，老子是亲家，儿子还是亲家，将亲家关系进行到底。这种婚姻表面上看起来有亲上加亲的伦常观念在里面，其实私底下的政治目的才是根本。所以很多士族将自己的子女婚姻作为权力筹码，借助于婚姻使自己的家族权力得到巩固。

比如说东晋时期一代豪门谢家的崛起，就是家族共同体的化学反应达到巅峰的真实写照。

谢家的家族共同体主要还是依靠“裙带关系”来拉动，“裙带”成为血缘的联系纽带。谢氏并不是天生的名门望族，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奋斗成为望族大姓的。

在东晋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谢氏与琅琊王氏并列为南朝最牛的两大家族势力，可以说完全垄断了官家权力市场。在所有的“裙带”关系中，与皇族攀亲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褚蒜子是谢尚的外甥女，嫁给琅琊王司马岳为妃。司马岳即位为晋康帝，褚蒜子被封为皇后。外甥女成了皇后，谢尚自然水涨船高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从没有实职的文官飙升至封疆大吏豫州刺史。可以说褚蒜子不光是谢尚获得权力的助推器，也充当了他政治上的保护伞。

穆帝永和四年（348年），谢尚受命北伐寿春，结果出师不利损失惨重，受到了朝廷的处罚。按照正常的权力规则，吃了败仗的谢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搞不好还有可能会丢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朝廷有人好做官”并不是一句虚妄之辞，这时候已经贵为皇太后的褚蒜子亲自出面，负罪在身的谢尚也只落个降级处分，而不被进一步追究。

褚太后一辈子替四个皇帝当过家，就是在这一期间，谢安的政治生涯迎来了火箭般的蹿升速度。而在谢安所有的关系链中，他与妻舅刘尹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刘尹在当时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有着极具说服力的双重身份。既是汉朝皇室后人，又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婿（驸马）。刘尹还与当朝实权派人物大司马桓温是铁哥们。

东晋一朝，最顶尖的黄金家族依次是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以及最后代晋而立的刘裕家族。普通士族成员如果有幸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家族通婚成功，就等于拿到了进入权力通道的VIP金卡，等于将自己的家族镶嵌进了官家权力链的重要一环。

谢氏裙带关系的第一环扣住的是中山刘氏，谢鲲（谢安的伯父）娶了中山刘氏女。中山刘氏是魏晋时期的名门大族，其发迹史要远远早于谢氏。中山刘氏的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往往能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展得无处不在。刘氏的通婚对象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琊王氏等联姻。这些名门大族共同结成了一个封闭的政治婚姻圈，同时也结成了一个风雨不透的权力圈。豪门大族在权力结构中拥有极高的特权，他们的子弟想进入官场，只要说句话打声招呼就可以摆平，根本用不着支付过高的利益成本。他们不但操控着权力系统的重要部门，在经济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有的家族甚至富可敌国。这些门阀不光垄断着国家的权力资源，还垄断着当时的文化话语权。他们通过招揽天下知名的士子成为自己的门客学徒，同时将其中的一些人安插进权力部门，形成一股坚强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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