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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富人的愤怒理由（第1页）

公元485年，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南齐统治下的今天的浙江地区，爆发了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富人造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在我们的常规意识里，历代农民造反多是因为受苦受穷受压迫活不下去了才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那些不缺吃不缺喝的富人阶层，他们造哪门子的反？谁又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儿戏玩？

从浙江富人起义这件事当中，我们可以推断当年那一带的富人肯定不是小数目，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成不了大气候。起义不是请客吃饭，拉几个人随便凑个份子，只有公权力触及到了富人的私利底线，才有人愿意冒着砍头的危险跟着你去干事创业。造反行业是高危行业，是皇帝和臣民眼中的忤逆行为。在没有任何宣传攻势的情况下，起义的效果很明显，动静造得也很大。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年浙江一代属于发达地区，富裕阶层殊为可观。

这次富人造反行动的带头大哥是一个叫唐寓之的人，事件的导火索是反检籍，也就是反对政府清查户口。那么，为什么要清查户口？这些人又是为何反对清查户口呢？这要从东汉时期的权力结构开始说起。当时的地主阶级内部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局面：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做“士族”，相当于当时的高干家庭和高干家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属于有钱没权在官僚阶层扯闲篇混日子的那种人。

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对于古代官场中人，他们最为看重的东西应该并不完全是财富，还有手中握着的权力和传于世间的名声。可很多时候权力、财富和名声是结伴而行。权力丢了，财富和名声也会随之而去。就算你家有万贯，也没办法买个太阳不下山。官府一道公文，所有的前程往事都随之烟消云散。抄家事小，保命事大。也难怪秦朝名相李斯会在自己脑袋落地之前，对儿子说出那句经典之语“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句话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做重新的评估。可生命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李斯会舍得用手中权去换取快乐逍遥的日子吗？我看也未必。

权力是金不换，是命不换。士族集团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弄个土财主当当，他们早已将目光锁定在了权力资源上。他们要的是权力的垄断，而非与谁共天下。

那些士族大佬们早就将权力“美人”揽入怀中，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情人。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毫不客气地一一收入囊中。自己享用还不算，又形成了一套世袭制度，子子孙孙直到官N代。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老子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奉行的就是这一套。唐寓之所处的时代还做不到如此彻底的贵族世袭体制，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职位虽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权力核心这个小圈子。这应该是圈子政治的源头。在当时，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可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其他人无法染指。

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拉到医院都抢救不过来。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一起去参加科举考试。哥哥一不留神考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回家告诉嫂子。嫂子听说自己的老公中了，高兴得一蹦三丈高。弟弟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又看见自己的嫂子这样。他决定折腾折腾这个不懂得何为低调的嫂子，他说：“你瞎高兴啥？考中了的，那话儿（生殖器）是要割了去的！”嫂子当时就蔫了，夫妻生活都过不成了，要那个官有什么用。等哥哥兴冲冲地回家报喜，却看到自己的老婆在一旁哭哭啼啼，就忙问怎么回事？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男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让老婆验明正身，老婆这才破涕为笑。哥哥看着自己傻老婆感慨地说：“难道我堂堂的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

由此可见，男人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女人将生活看得高于一切。

笑话总归是笑话，可有时候笑话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笑话。在中国历史上，把进士看得比男根重要的人多如牛毛。

在笑话中哥哥嘴里说的那句，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南汉的弊政究竟是怎样的呢？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政权，当国之君叫刘岩。刘岩的政权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变态。原因是他喜欢用变态的杀人方法，滥用酷刑，并且杀人的时候自己还要当场亲自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却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一边看，一边还流着口水。就是这么一个变态的家伙推行了一项基本国策：想要受到朝廷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那些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所器重的官员，其胯下之物也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之士。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刘岩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余名。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着巨大的鸿沟，两大集团是互不买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士族阶层恨不得将庶族的权力空间挤压于无形，自己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人，出身于江南豪门，属于根正苗红的士族青年。他有两个同事，秋当和周赳。这两个人和他当时都是中书舍人，在一个部门任职。而秋当、周赳的身份是庶族。有一次，秋当就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去做客。周纠显得很不情愿，他说：“恐怕人家不会给咱们好脸子看，不如别自找难堪了。”秋当不以为然地说：“咱们现在已经和他是同事了，不要顾虑太多，难道你还怕他不陪我们一起坐坐吗？”

俩人就放下了心中顾虑，鼓足勇气到张家去做客了。刚进门时，张敷的表现还算够朋友，他为自己的寒门同事特地安排了两个座位。可等到座位安排好了，张敷却担心两个寒门兄弟靠脏了自己家的墙，就把他们的座位安排得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等到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又召唤下人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这一嗓子让秋当、周赳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告辞而去，真是自讨没趣。当时的寒门百姓在那些士族眼中是另类人群，往往被划入“小人”之列。

东晋的刘惔和王濛都出身于高门士族。有一次两人结伴出公差，一直忙到太阳偏西也没有吃上饭。就在两人饥肠辘辘，抱怨满怀之际。有一个与他们认识的朋友为他们准备了酒菜，菜肴丰盛，档次不低。无事献殷勤，刘惔并不领情反而准备抬腿走人。可王濛的阶级觉悟显然没有他那么高，又加上肚子饿得实在难受，就对刘惔说：“不过是吃顿饭，填饱肚皮而已。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一番好意呢？”刘惔一脸的正人君子回答道：“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这些‘小人’想用一顿饭就拉拢腐蚀我们，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可笑的是《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居然记载到了“方正”一章里，实在让人看不出来“方正”之意藏于何处？能看得出的只有豪门子弟鼻孔朝天的自大表情。在我们的形象世界里，两晋的风流雅士散淡儒雅，透着文人雅士的桀骜。可谁又能读出他们心底里的贪婪和攫取利益时的不择手段。

不光在对待庶族、寒门的态度上表现得不容商量，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出个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引以为荣的资本就是那一张士族俱乐部发放的VIP金券，拿着它就可以登堂入室，鄙夷世俗。在当时，那些早年渡江的百家士族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他们还特地修订百家谱作为荣耀的象征。而那些晚来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上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对别人显摆自己的家门的招牌，时时处处显示一个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南朝宋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属于典型的寒门。有一天，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当朝的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先是一副爱理不理的臭模样，样子摆摆也就算了，可这位爷以戏人为乐趣，他问道：“以前在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算你什么亲戚？”说着话他又喝令下人，将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这等于是在取笑路庆之的出身，皇帝的舅舅尚且受此待遇，其他人等也就可想而知了。路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大怒，打狗还要看她这个主人的面，如此拿自己娘家人开涮，她这个太后的颜面何存？路太后就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说：“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无事到王家去，自取其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为此事轻易问罪？”在身份这个问题上，皇帝也不好强出头。士族强力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身份地位有了云壤之别。严格的等级观念，深深扎根于官家权力结构之中。

查户口查出惊天血案

魏晋时期，在达官贵人的家门口通常都会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柱子称“阀”，右边的柱子称“阅”，这两根柱子的功用就是用来榜贴本户的功状，炫耀家族的荣耀。阀、阅便成为做官人家的一种标志。所以在当时世代为官的人家，又称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门阀制度可以说是豪门政治的产物，它发端于东汉，极盛于魏晋，到了南北朝时逐渐走下坡路。在门阀制度下，家世声名是衡量个人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辈有人做官、名望较高而且代代相传的人，才能被承认属于“士族”。士族中间也有高低差别。一般来说，族人能长期保持上品官级的，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他们不但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就是放之四海也是牛人世家。天下谁人不识君，谁人又敢不识君。其他大族虽然也能混入士族序列，但身份和地位不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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