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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与民主之间 英国混合宪制的没落与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第1页）

英格兰混合宪制以习惯法为根本，数百年来一直是英国人自豪感的源泉。早在玫瑰战争时代，福蒂斯丘爵士就说过：“在英格兰王国，不经三个等级的同意，王不制定法律，也不向他们的臣民强征捐税。”[1]他断言：英格兰宪制之所以优于（以罗马法为根本的）大陆绝对统治，原因就在这里。[2]无疑，这是理查二世时代宪法斗争的余音。随后，兰开斯特王朝开创了第一个国会黄金时代。在十七世纪内战前后的宪法斗争中，爱德华·科克爵士又一次重申古老混合宪制的优越性。[3]随后，光荣革命开创了第二个国会黄金时代。在立宪君主制政治习惯（TheConventionofConstitution）的鼎盛时期，大卫·休谟将英格兰宪制与罗马宪制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是各等级共治的混合政体，而且都以习俗成例的自然生长、而非人为立法为基础。[4]

直到十八世纪末，维护混合宪制、普通法（习惯法）、国民自由与特权（LibertiesandPrivileges）几乎就是一回事。这些宪法理论都以封建欧洲既存的政治资源为默示前提，然而这种资源既非普世存在，也非永存不灭：

“天赋高贵和生而自由的古人总是将一人统治视为暴政和僭政的一种形式，难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们对嫡系君统与长子合法继承权完全无知。而二者对于保持王位继承顺序，避免内乱和篡夺的邪恶，保证在位君主的安全感、从而产生温和节制的政府十分重要。这些都是封建法带来的新事物。”[5]

这种政治资源只有未经启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为希腊罗马文明装殓的僭主政治（thetyrantpolitics）和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于（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于（解构理性的）赤裸权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于对自己的处境具备非常理性的认识，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权力自卫，将法律降低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工具，从而将民族历史上残余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这样的僭政不可能自发产生“法律下的自由”（thelibertyundertheruleoflaw），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建构和敬畏任何无形原则。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启蒙和对理性的解构，提前进入文明的暮年或后现代的动物化生存状态，准备充当其余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没有经过启蒙，更不用说解构。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种无形原则的仆人，还不知道自己为自己服务的赤裸权力的意义。中世纪观念将法律视为神意和习俗确定的永恒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义和亵渎神明相去不远，具有绝对负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据习俗和成例而统治，他的权力如此微弱，只限于他和少数教俗领主的私人契约，[6]几乎不足以称为政府或国家，以至于用现代国家观念来理解显得非常不伦不类。封建君主无论如何残暴、不义、不得人心，他的权力只能接触到极少数以政治为终身事业的人；而“法律和习俗之下的自由”是先于任何政治活动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斗争的对象或内容。[7]这种自由极不规范、极不安全，不能保证任何人的物质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础却比近代各国以成文宪法保证的自由更为稳固，因为习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为制定和修改，而宪法本身就是人为制定和修改的产物。[8]

事实上，创制立法权（theconstituenalpower）的意义就是通过立法来规制社会和人民生活。普通法家一开始就认为创制立法权的无限性质就是专制权力的一种，即使将权力的来源由君主改为人民，也不能改变其专制性质。[9]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政治参与范围日益扩大、政府的管制范围日益扩大，尤其是公共事务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距离“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种封建骑士的理想越来越远，两种理性、两种启蒙最后必然分道扬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由主义者从创制立法权不断压缩私人空间的趋势看出人民权力危害个人权利不亚于君主，转而与保守主义者合流；民主主义者从个人自由妨碍社会工程、私人产权妨碍社会福利、司法形式主义妨碍人民绝对主权的现实看出：混合政体和个人自由的古旧理想[10]正在成为人民主权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转而为社会主义者开路。

十六世纪，英国宪制屈服于绝对君主制理论新潮远比欧洲大陆更迟缓、更不彻底。十九世纪，英国宪制屈服于单一人民主权理论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较之十四世纪和十八世纪，历史潮流显然已经转向相反的方向，时代趋势仍然向侵蚀混合宪制的方向移动。这一次，民主与民族取代王权或教权，成为主要的侵蚀力量。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国民（people）一词才开始集中了民主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这个词几乎就是纳税有产阶级的代名词。[11]这个阶级的人数约为八十万，接近于英格兰成年男性人口的六分之一。从爱德华·科克爵士时代的1621年国会到1832年改革，英格兰选民团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从布拉克顿到阿克顿勋爵，宪法理论家谈论的混合宪制就是国王、贵族（含教会长老）和上述纳税阶级的共治。真正的穷人既不能像贵族一样作战，又不能像国民一样纳税；虽然身在王国地理范围内，但不在王国政治共同体之内。

法国大革命猝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逻辑：邦国存亡从此系于全民组成的群众性大军。封建宪制建立在贵族骑士对政治共同体的保护义务之上，有产者分享权力的合法性系于他们的筹款能力。一旦雅典式群众大军卷土重来，无产者血税的分量压倒了有产者的金钱税，雅典式普选制和人民主权也就不可避免。从1789年到1918年，欧洲所有邦国都走完了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路程。国民（people）的定义变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其实，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政治共同体仍然只包括居民的一小部分，欧洲就会仍然只有地方主义、没有民族主义。从邦国到民族国家的道路和从等级分权到人民主权的道路是同一条。

法国以跳跃—倒退—再跳跃的方式走完了这条路，英国以小步慢走、持续前进的方式也走完了这条路。我们无须多谈1832年、1867年、1885年的议会改革如何在两党竞争性推动下完成，约瑟夫·张伯伦如何将俱乐部式贵族政党改造为企业式群众政党；只需要注意：普选化加强了，或者不如说创造了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纽带，也就扩大了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鸿沟。在此之前，无产者与各邦的关系近乎观众与演员；各邦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近乎不同板球队。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战争升级，直至世界大战和总体战，都要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财政保守主义（以及英镑光荣的二百年恒定币值）的灭亡、福利国家（以及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进展、军事-工业共同体的成长都是这条道路的自然结果；或者不如说，是混合宪制蜕化的不同侧面。

战争是制度创新之父，广义的武器制造业与人类文明同寿。然而作为政治-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军事-工业工同体大体上是产业革命与民族国家的产儿。吊诡的是，产业革命发源地英国于此道颇为落伍。大陆列强军-工共同体在法德斗争中成型数十年后，王牌大国才极不情愿地走上同一道路。有此差异，不能不归因于维多利亚朝自由主义者忠于其基本价值观，对军-工共同体隐含的国家机会主义性格戒心极深，视为可能侵犯盎格鲁传统自由的一大隐患。然而，军备竞赛的残酷性已经不能容许（任何不能支持巨型常备军及昂贵军械开发生产的）古老自由完好无损。军工一体化、财政社会化、政治大众化构成环环相扣的洪流，不容回舵。如何保证大众民主化无碍于传统自由，巨型常备军不危及立宪政府，军-工共同体不毁灭自由企业，这是一项整体性的任务，一项前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式任务。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宣布这项比解散克伦威尔新模范军更为艰难的任务业已圆满成功时，他有理由自鸣得意。

色当为欧洲换了一个男主人，也就宣告了滑铁卢与维也纳体系为大英帝国提供的战略安全期已经接近尾声。最终决定因素在于：工业革命循其自然之势，已由不列颠列岛向全世界扩散。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长期折磨国家的政治动荡，迅速回到柯尔贝尔主义以国家干预促进军事-工业发展的老路上来。巴黎战略家运用拿破仑的记忆和拉丁大家庭的发明，流露出廉价击破七海霸权的古老诱惑，唤醒了曾被纳尔逊驱散的布洛涅大军带给拉芒什海峡的恐怖。然而，真正的噩梦还要等到老家长维多利亚去世才会开始。这时，表兄弟特德和威利分别登上温莎和波茨坦的宝座，费希尔与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得以大显身手。不过，这一次在帝王和军人的背后，站着旭日东升的摩洛克（Moloch）巨神——普选制-大众民主-群众性民族主义。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因此悲叹：弱势政府正在受到强势民族主义驱动。斗争不再是王室、贵族之间的费厄泼赖式竞技，而是全民族与全民族之间“胜利或毁灭”的总体战。永别了，金锦原的豪侠义烈！永别了，绅士贵族的欧洲！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骑在世界精神的骏马上，日耳曼的组织天才通过军事-工业共同体发现自我，势将一雪洪堡与拿破仑带来的西方文化入侵之耻。强大的劳工组织应验了倍倍尔对铁血首相的预言：社会主义是军国主义的预备学校。德国自由主义在左右两线夹击下，像她的保护人弗雷德里希·威廉太子一样短命。斯宾塞与穆勒的英国站在自由主义历史抛物线的顶点；公学男子汉对“不受律法的下流人”（吉普林的诗句）满怀鄙视与厌恶，注视这头怪兽的成长。厌恶，是的；但不是逃避，英国的骄傲就是神态自若地相信最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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