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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第1页）

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应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换言之，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力气大、能力强或工作勤奋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顾弱者、愚者和懒汉的需要。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政府正由拥有财富之人的手中传到一无所有者手中，正从那些基于物质利益致力维护社会之人的手中，交到那些对秩序、稳定以及现状漠不关心之人的手中……也许，依照地球变化法则，工人赞成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而过去的野蛮人则赞成古老社会，赞成分化、瓦解的骚动因素！

——龚古尔兄弟，巴黎公社期间[2]

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高唱胜利凯歌之际，虽然出现过一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但希望有个新社会能取而代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尤其是在1872—1873年间。然而几年之后，这个曾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社会再一次发生动摇，在其前途迷茫之际，它必须再一次严肃对待那些想要取代它、推翻它的运动。所以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激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运动。这样的检视不能只根据后见之明，当然历史学家也没有理由放弃这项最强大的武器，还必须通过当时人的眼光。今天有钱有势的人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其统治会因为翻旧账而结束。而且革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1868年时，任何一个40岁的人，在欧洲发生最伟大的革命之时，他已将近20岁；50岁的人则已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虽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在1848年革命时他已成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其他人等都曾在本书所述时期的最后15年里经历过动乱、革命以及其他颇具动乱意味的大事，例如加里波第解放意大利，等等。无怪乎当时的人们会对革命抱有强烈深刻的希望或恐惧。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是1848年后若干年里的主流。这几十年的社会革命就像英国的蛇一样：有是有，但不是英国动物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充满希望和失望的伟大一年，欧洲革命曾经近在眼前——也许非常真实——但又转成过眼烟云。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希望革命之火能在几年后再度燃烧。例如1857年发生全球性经济萧条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真切盼望经济萧条能引发革命的再次总爆发。但革命没有发生。自此，他们不再期待革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更肯定1848年革命不会再度重演。但若因此认为马克思变成某种渐进式的社会民主党人（按照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或认为马克思希望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错了。就算有些国家的工人能借由选举获胜，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他提到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荷兰），但在他们夺得政权、砸碎旧政治和旧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的时候，也必然会导致旧统治者的暴力反抗。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方面是很现实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可能准备接受一个不会威胁到其政权的工人运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会接受一个会威胁其政权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之后。

因此，在欧洲先进国家发动革命不再是可行的政治活动，遑论社会主义革命。诚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对革命前途深感怀疑，甚至认为在法国也行不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眼前的发展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组织，而群众政党组织近期的政治要求却不是革命。马克思向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口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时，删掉了其中设想社会主义未来的一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管理下”），以作为对拉萨尔派的让步。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运动的结果。但仍需取决于时间、教育，以及社会新形态的发展”。[3]

前途遥远，不可预测，但仍有望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边缘地区，而非中心地区的演变，大大缩短其距离。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马克思开始从三个方向认真设想采取间接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其中两个已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三条思路是：殖民地革命、俄国以及美国。殖民地革命是他分析爱尔兰革命运动（见第五章）的结论之一。英国那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英国是资本的中心，是世界市场的统治者，同时又是“革命物质条件已发展到一定成熟度的唯一国家”。[4]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鼓励英国革命，鼓励的唯一办法便是协助爱尔兰独立。爱尔兰革命（或更笼统地说，各附属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为了爱尔兰自己，而是希望它能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地区扮演革命的催化剂，或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意为致命的弱点）。

俄国的角色也许更具野心。从19世纪60年代起，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一场俄国革命已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甚至是肯定的。俄国革命若发生在1848年，当然也会受欢迎，因为它可搬掉西方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但若发生在此时，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一场俄国革命也许真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双方并可进而互相补充”（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俄国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5]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想，俄国革命也许能直接导致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越过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马克思对此推论从未表示完全支持。马克思的推测非常正确，革命的俄国的确改变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前景。

美国的作用将比核心角色差一些。其主要功能是消极性的：凭借自己神速的发展，打破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垄断；并由于大量农产品出口，砸碎了欧洲大小土地产业的基础。这个评估当然是正确的。但它是否也能对革命胜利具有积极贡献呢？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会出现危机。这种推论并非不切实际，因为农业危机将削弱农民的力量，削弱“整个宪法的基础”；而投机商和大财阀所攫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也将使人民产生反感。他们还指出美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正在形成。也许他们对这种趋势不抱太多期望，但马克思表示过某些乐观态度，说“美国人民比欧洲人民更加坚决……每样东西都成熟得更加快些”。[6]然而他们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共产党宣言》原先删去的大国相提并论就不对了：俄国和美国未来的发展将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的观点在他逝世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他的思想尚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在1875年已有两个迹象能说明他后来的影响：其一是一个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二是他的思想深入俄国知识分子心中。这些他本人从没想到，但若追溯当时情况，这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的。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位“红色博士”常为国际工人协会筹划活动（见第六章），同时也是该协会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崇高之士。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工人协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甚至也说不上是涵括足够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移居国外的德国人，是马克思的同代人）。国际工人协会由许多左翼团体组成，它们之所以组成联盟，主要是（也许完全是）因为它们都想把“工人”组织起来。国际工人协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不全是一劳永逸的成功。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代表了两类人士的思想：一是1848年革命的幸存者（甚至是在1830—1848年间经过改造的1789年革命幸存者），他们代表的是某种改良式工人运动的期望；其二是无政府主义，那是一种乖戾革命理想的亚变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革命理论都要也必须与1848年革命经验相吻合，马克思是如此，巴枯宁、巴黎公社社员以及俄国民粹派皆如此（关于俄国民粹派我们将在下文续论）。有人也许会说，他们都是从1830—1848年的动荡岁月中走过来的，但他们没有把1848年前的那面大旗，即空想社会主义，从左派队伍里永远砍除。主要的乌托邦倾向已不复存在。圣西门思想已割断了与左派的联系，转入孔德的实证论，而且变成一群资产阶级冒险家（主要是法国人）共有的不成熟经验。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1771—1858）的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研究转向唯心论和世俗主义，将他们的实践活动转向合作商店这一不大的领域。傅立叶（Fourier，1772—1837）、卡贝以及其他提倡共产主义社区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享有无限机会的人）都被淡忘了。格里利（Greeley，1811—1872）提出“年轻人，往西走”的口号，这比他早期的傅立叶式口号强多了。空想社会主义到1848年时已告销声匿迹。

法国大革命的后代在1848年后仍活跃在舞台上，其类型从激进的民主共和派到布朗基式的雅各宾共产党人都有。民主共和派时而强调民族解放，时而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他们是传统左派，既未学到什么，也未丢失什么。巴黎公社的某些极端分子，除了想再发动一次法国大革命外，根本别无他求。布朗基主义靠着它顽强的决心和巧妙的组织，终于在法国生存下去，并在公社里发挥重要作用，但这是它最后一次亮相机会，此后再也未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且即将在法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趋势撞击下消失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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