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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第二十（第1页）

王闿运好言霸王之学，据说曾多次劝曾国藩自立称帝。曾以其书生徒托空言，虽以礼接待，而不接纳其人其言。有一次，王侃侃而读，曾国藩低头不语，但以手沾茶水在案桌涂画，曾有事外出，王探头看见桌上写了许多“妄”字，遂明了自己在曾心中的印象。

1898年，曾朴认识了陈季同将军后，方知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他曾劝林琴南（畏卢）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但林听不懂他的劝告。后来曾朴对胡适说：“我在畏卢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姚公鹤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所在，每不准华人之擅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唯此事并无国际强弱之关系，乃国民教育之关系。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蹋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准入内’是也。公园禁止华人于理较欠圆转，不得已，就苏州河浜，南自白大桥起，另建华公园，为华人游息之所。此项公园建筑，远不逮西公园，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树木尚少攀折。呜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为写出《大同书》后，秘不示人。他解释说：“方今为据乱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呢！”

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时，杨度拒绝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沈曾植说：“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若今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

1901年，罗振玉在刘鹗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五大臣出国考察遇刺，绍英受伤较重，端方急欲起程时他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孙中山反对纳妾，认为需征求卢夫人意见，是否同意离婚才好办。于是，孙写信给卢，申明离婚的理由。卢夫人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卢对人说，对孙先生，“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常识不够，更不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样可以帮先生呢？”

陈独秀曾有“万恶孝为首”之说，社会上一度宣传说他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问他有关“讨父团”的事情，陈独秀回答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向他推荐中医，但他不愿服中药。孙中山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们仍然一再劝他服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击，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而且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到英国留学。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任鸿隽曾对新入学的学生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才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郑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当他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时，就对殷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岳霖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词：“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雷震在狱中可以看报，但是报纸被切割得厉害，很多地方都成为天窗。雷震抗议，监狱方面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就改用墨来涂抹，不再切割了。这种做法只是掩耳盗铃，重要的新闻，还是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是什么了。”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代。《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赵树理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到乡下住了一阵后，回来作报告，说农村的情况不像许多作品描写得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他举例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解放后，运动不断。葛剑雄曾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葛见谭写得奇快，不像学术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谭其骧长叹一声：“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无非是骂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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