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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狷第十二（第1页）

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章在欢迎会上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章疯子由此有据。

梁鼎芬曾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欲做皇帝，真的吗？”章答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为之大骇！

韩衍生活清贫，有时穷得靠典当衣物度日。高语罕后来回忆说：“先生家住百花亭，一室萧然！他被刺时，还是穿着我的一件旧绸棉袍。”“家徒四壁，瓫中只余糙米三升。”韩把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戏称为：“讲地狱学，作天台游。”有一年春节，他在绿云楼贴出“盘古第二，乞丐无双”的对联。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袁世凯做总统后，以礼贤下士自居。他曾派专使迎王闿运到北京，接见时，命秘书以车恭迎。王闿运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补褂而入。当汽车抵总统府大门时，其时尚存一牌楼叫“新华门”，王问袁秘书，此何门邪？告以乃新华门。王说，我观之似新莽门也。及见袁世凯，袁说，现已民国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装了，乃夷服也，我着满洲服装，亦夷服也，彼此彼此。

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章太炎写信痛斥袁违背就任总统时期的誓词，袁接信后，大为震怒，想杀掉他，但恐为舆论所不容，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认真呢？”章疯子外号，从此驰名天下。袁死后，章获释南下，云南名士赵藩（成都武候祠名联作者，素有“病翁”之称）送给他七绝诗一首：“君是浙西章疯子，我乃滇南赵病翁。君岂真疯我岂病？补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对此诗甚为欣赏，晚年常读与人听。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以为自己再无恢复自由的希望，就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他夫人汤国黎女士，信中提到两件事：一是“我死了以后，国粹便中断了”，二是“先人窀席未安，为莫大憾事”。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季刚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忘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忘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郁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地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杨步伟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她少时即“胆大妄为”，上家塾时，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到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她还捉弄先生：“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口号：“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唐兰博学。民国时期，他在天津教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学术性副刊，稿件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吴其昌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邓之诚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在课堂上经常说：“城里头有个胡适。”他对学问要求甚严，常说：“研究学问每年都要有所长进。”

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他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华罗庚读初二时，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他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他的“读后心得”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梁实秋听梁启超演讲，见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黄侃在中大教书时，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做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骝先也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销路不好，他们去问时，书店老板很冷淡地答复他们：“两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他们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还没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郁达夫突然跑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做手枪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则伤心两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闻一多父母为其在乡下娶妻，使得闻极为不满。但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他跟父母说：“……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两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学生，同样不修边幅，两人相处颇为相得。有一次，闻写一短简给陈，称之为“梦家吾弟”，陈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闻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位学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仍感意外。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叶浅予自学成才，对学院派言论敏感。他与徐悲鸿初次见面，徐无意中给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认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国画非得从素描写实入手。而当时中国画坛上，能画素描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蒋兆和，一个是他自己，还半个是梁鼎铭。叶浅予听了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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