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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社会主义（第1页）

钱穆《国史新论》略论中国社会主义大陆邓小平自称，求改马列共产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此言甚有思路。但社会一名词，乃近代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自古无之。《大学》八条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傥以较大言之，则可谓天下即指社会。但其地位极广大犹在国之上。较小言之，则家亦即是社会，其地位乃在国之下。此所谓家，非仅指五口八口之家言。《史记》载诸侯列国事，皆称世家。宋初有《百家姓》，郑樵《通志》二十略首为《氏族略》，中国之家乃指氏族言。中国一氏族，约略可相当于西方一社会。

中国言社会，每重其风气道义。不如西方言社会，仅言财富经济。中国重人伦，夫妇为五伦之首。妇家称外家，婿于外家称半子。如古代姬、姜联姻，则姬、姜两氏族不啻如一家。如是推扩言之，则百家亦实如一家。又与异邦，亦以联姻和亲，如汉代之下嫁宫女于匈奴单于，即其例。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乃此义。主要在相和相亲，其内心之德，即孔子之所谓“仁”。

仁心外见则为礼。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与人相交之礼，乃一本之于仁。中国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谓天下治。近代梁任公则称之曰“礼治”。西方则尚法治。就文字学言，治之本义，乃指水流之平。礼有宾主，亦相互平等。西方人言法，则判法者与受法者决不相平等。此亦中西文化之相异。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礼即人群大生命之体，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亦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

如言农业，二十而冠，即谓成人，受田百亩，为其生资。六十归田。此为中国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属公，不属私，实可谓即中国之共产制度。百工亦世袭其职，受俸于公家以为生。如尧为陶唐氏，其家即以烧窑为业，世传其业，成为一氏族。一切中国之氏族，大概多由此生。商业通有无，最后起，亦由公家发俸，世袭其业，非由私营。迄于春秋时尚然，《左传》有详证。

故中国春秋以前之封建时期，实不啻一共产社会，例证不胜举。战国以下，中国社会始大变，主要有士阶层之兴起。《管子》书中始分士、农、工、商为四民，《管子》书出战国时。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士不治生业，乃劳其心而食于人者，此即中国古代之无产阶级，始自儒、墨，此下九流百家无不然。

今全一世界一百五六十国以上，惟中国社会独有士，乃均不治生产事业而食于人以为生。此即中国社会共产一明证，战国百家开其端。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默百家，于是独儒家遂为政府法定不治生产事业而获优待之自由民。《史记》乃有《儒林传》。郡国察举制度，亦惟限于儒林。下至东汉，儒林地位益增，先之有太学生党锢狱之兴起，次之乃有世家门第之形成。

若以战国时期称之为四民社会，东汉以下，亦可称门第社会。其实门第乃是士族中世代相传不治生产事业而转成为上等富有之家庭，故门第社会实可谓乃一无产阶级高踞在上之社会。西方社会以劳工为无产阶级，劳工则低居人下。中国门第社会以读书人为无产阶级，而高出人上。此则中西传统文化之一大相异处。

东汉后，读书人为社会中之无产阶级外，尚有自印度东来之佛教，僧侣出家，亦为无产。但此下禅宗，即以寺僧自治田。别有道家，亦无业为生。此则仍是中国之世传。

政府在上，社会在下，社会之得与政府相抗衡者，惟赖此一批不治生产事业之士。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黝百家，乃期将此一批不治生产事业之士，由政府供养，收归政府管理。但此下王莽受禅，则士势力终出政府势力之上。东汉光武中兴，亦一王莽时太学生。一时同学群为辅佐。东汉太学生乃声势大展，成党锢之狱。魏晋以下，终成门第社会。唐人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见当年之门第生活，仍优长留人心。慨叹之余，有不胜其向往惋惜之情。则非堪仅加责备，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处矣。隋唐以科举取士，门第势力遂告衰落。而“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文选》一书，乃为士人向政府投进之惟一凭借。

韩愈起，提倡古文，自谓“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用则行，舍则藏。”藏道于身，即可不与政府相合作。至如熟读一部《文选》，则专为应试出仕之用。其时门第势力己全衰，非出仕，又何以为生。韩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养于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愈之身世孤苦，但既应举出身，即倡为古文，又倡为师道，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可见当时韩愈所倡之道，不止为辟佛，又辟当时之仅以《文选》为学而应举谋仕者。但韩愈之道当时终不畅行。及其卒，其所倡为之古文亦不流行。直至宋代有欧阳修起，乃始再修韩愈之古文。及其得位于朝廷，即以古文取士。韩、柳古文在欧阳以后，即取《文选》而代之，亦成为当时一利禄之途。则其文虽古，其道又非古。乃有周濂溪出，以寻孔颜乐处教二程，遂有理学之兴起。

理学兴起，不啻战国时代儒学之复兴，亦即中国社会士之一流品之复兴。及南宋朱子，编集《论》、《孟》、《学》、《庸》为《四书》，其重要性乃更超于汉博士所掌之五经而上之。朱熹之以《四书》教，岂不尤胜于韩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举取士，即以朱子《四书》为标准，则《四书》岂不又成为唐代之《文选》？明代王学兴起，虽亦重《四书》，但以不应试不出仕为主要为士之标准。虽阳明屡有告诫，但其门下如王龙溪、王心斋之徒，终以不出仕为讲学之主要目标。顾、高东林学派，一反其风，主张为士者亦应出仕预闻政治。但明代终亦以东林党祸亡国。

明遗民如顾亭林、黄梨洲等，皆终身不仕。亭林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则匹夫有责。”当时明遗民皆以天下为一己大任所在。此下则又有文字狱起。而当时学术界乃始有汉、宋之分。其实当时之汉学，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举仍以朱子《四书》取士。故其反宋学，实即为反政府。故吴、皖书院讲学，其内心精神，皆为反政府。其风直至清代之末而犹然。

然则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谓士，岂不乃一无产阶级而为下层社会之代表，与上层政治虽不显居反对地位，而始终有其独立性，决不为政府一附属品。

自宋以下，士阶层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会通财之共产观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义庄制度，即其一显例。范仲淹乃一贫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范氏就读僧寺中。乃其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可谓即在其具有通财共产之思想。及其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义庄制。顾亭林言：“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范仲淹之创为义庄制度，岂非即是仁义一表现？此制即推行于此下之氏族中。同氏族中之孤儿寡妇之养与教，皆由义庄公田负其任。

范仲淹创此制，初推行于范、朱两姓。后乃通行全中国。每一氏族，各有义庄，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无锡延祥乡七房桥，钱氏一门七房，而共有义庄三所。余幼孤，读书荡口镇之果育学校，亦华氏一义庄所主办。义庄非中国宋以后一明显之社会共产制度而何？

义庄之外，又有会馆，亦中国后代社会之一种共产制度。如清代戴震，以一穷举人入京师，即先寄生于其同乡会馆中。各省士人考进士试赴京师，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会馆中。如湘乡曾国藩可为一例。而中国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监下西洋，到处集居经商，亦均设有会馆。一穷氓流亡国外，只投身会馆中，住宿饮食皆得解决。又可为介绍职业。此非又一通财共产之制而何？

又如清代嘉、道年间，川楚教匪乃及洪杨之乱，皆由地方团练，乡里自卫。曾国藩、国荃兄弟，乃以湘军平洪杨。李鸿章又以淮军平捻匪，皆地方团练，非政府军队。乡里自卫，武力之共通亦如其财富产业之共通。中国历史，远自古代，即全农皆兵。保卫中央，戍守边防，亦属乡里自卫之外之部分任务。而地方自卫，乃中国全农皆兵之主要责任。则全国不仅通财，亦复通力。国家夭下，乃如一体。故中国之军人亦称军士，又称武士，可见其与农、工、商三阶层有不同。中国人之所谓大同太平，主要乃由文士武士之通力共财促成之。此皆涵有甚深之政治意味在内。中国古人言经济，所谓经国济世，亦不专指商业财富言。

晚清之末，震于外侮。全国地方，奋求自新，而江苏之南通与无锡两县为之首。南通由张謇一人为之倡。张謇乃晚清科举中一状元，即中国传统所谓士之秀者。惟无锡则由全县平民共同努力，非有其领袖。其先，乃由无锡西北乡四五商人游杭州西湖，晚餐于湖滨之楼外楼餐馆。餐毕下楼，乞丐数十人，集门外场上讨赏。诸人大感动，念无锡本乡北门外近京沪路各餐馆，亦有群丐类此。乃协议在上海设立工厂，俾可招收乞丐为工人，免其行乞。无锡人在上海租界兴办工商业，乃由此肇起。

既得志获财富，乃返无锡本县兴办教育，创设私立学校，中学小学皆有。城乡迭起。余幼年入荡口果育学校，亦私立。余离大陆前，任教无锡太湖滨之私立江南大学，即由荣家一厂主独创。余遂得认识荣德生，乃无锡一先兴实业巨魁，即上述在西湖楼外楼晚餐人之一。彼亦曾自办一荣巷中学，余先兄曾于此任教。中日战争时，此校已停闭。德生谓大学乃其子事，与彼不相关。彼毕生贡献于乡里者，有七十岁时修筑一蠡湖长桥，共长有七十桥洞，桥上可四辆汽车并行。由此桥可自无锡城陆地直通鼋头渚。德生面告余，身后犹得地方人士纪念者，惟赖此桥。中国人之人生观，即抱有死后传世之观念，又抱有一大同共通观念，其对社会事业之乐于贡献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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