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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 专制的源头（第1页）

尧舜禹时期无疑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禅让制”一直被当成“原始民主”的一个证据。事实上，“禅让制”不过是一种“民主作风”，或者说是专制的一种“变态”。和希腊文明比起来，中国文明在发育过程中存在“先天不足”。

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或者更远。文明进化的不彻底与再次发育的艰难，是“中国特色”的根本原因。

第一节寻根溯源《尚书》中的专制精神

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丑恶都归罪于秦始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世对春秋战国过于美好的想象。秦始皇之前的漫长中国历史决不是“不致影响大局”的。事实上，我们一再赞美的百家争鸣，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孵化器。或者说，秦帝国的一统天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乃至后世历代帝王不断强化君主专制，这一系列恶性演进，都依赖于百家争鸣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果说春秋战国是中国的思想启蒙时代，那么它们启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学之蒙，而是专制之蒙、迷信之蒙。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不可能是中国上升的开端，而正是中国历史猛烈下陷的开始。

不过，正如我们不能把专制主义的起源归因秦始皇一样，我们也无法把它的“创造权”授予争鸣百家中的孔子、老子、韩非子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无论儒家、法家还是老庄，作为相当成熟的思想流派，在春秋战国之前显然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生长发育时期。比如，在儒教的圣人谱系里，孔子是排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居第八位。孔子很明确地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复古而已（《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很显然，要追寻专制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春秋以前的一两千年幽暗模糊的时光，以寻找诞育诸子百家的思想子宫。

让我们首先翻开一本古籍，名叫《尚书》。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档案文件”。它记载的，是夏商周三代许多著名君主的“领导讲话”“会议记录”“政治通告”。耐着性子破解这些古奥晦涩的句子，你很快会发现，独断专行的专制精神已经遍布它的每一页。

读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人都会知道，盘庚是中国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率领商朝人民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由于此地利于商民族的发展，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光荣的复兴。应该说，这是一个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好领导。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造福于民的英雄人物，实行其英明领导的手段却不是耐心说服，而是暴力威胁。我们读读他于公元前十四世纪发布的动员大家搬迁的《盘庚》中的几个片断：盘庚计划迁都，臣民们都不愿意。于是他召集众人，训话说：“你们大家前来！我得教训你们，让你们消灭私心，不得傲慢不服，不得只顾安乐而不顾我的命令！”（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

“我的威严就像火一样猛烈，只不过我没有显露出来，所以你们才敢这样放肆！乱叫乱嚷，制造危险言论，我不知道你们在争什么！”（予若观火，予亦谋，作乃逸。今汝聒聒，起信险肢，予弗知乃所讼。）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迁都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人敢行奸作伪，不听我命，我就要割掉他的鼻子，灭绝他的后代，不让他的孽种在我的新都繁殖下去！”（鸣呼！今子告汝：不易！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完，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

在中华民族最初的一批历史文献中，专制表情已经显露无遗。通过这篇会议记录，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参加会议的部众俯首帖耳、屏息静气的样子，也可以想见文字背后盘庚大王那圆睁的眼睛和怒张的鼻孔。很显然，这种动辄举起鞭子暴力威胁的统治作风不是从此时开始的，商朝君主们显然久已习惯了威严赫赫、独断专行。其实，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夏启就发布过类似的训令。夏启与扈氏大战于甘之野，向全军上下发布总动员令，其中就说：“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意思就是说，那些战争中不卖命的人，不但本人要被处决，连他的妻儿老小都要被处死。成汤讨伐夏桀时，也发布了类似的动员令，说：“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凡是不听命令的人，都要被举家杀掉，决不宽赦。从这些血淋淋的命令推断，普通臣民沦为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沉默的大多数”，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

让我们从希腊文献中寻找一篇相似的记载进行一下对比阅读，看看上古时代这两个地方的政治气氛有什么区别。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间，希腊发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史诗《伊利亚特》记载了战争发生前希腊联军的一次会议。和盘庚的迁都动员会议一样，在那次会议上，著名的阿伽门农王也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虽然史诗不是历史，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荷马绘声绘色的描写为我们传达了上古希腊人的精神风貌。他描写会议开始时会场上的自由散漫情景说：“……于是那个会场成了一片喧哗了。当他们坐到座位上去的时候，他们底下的大地都呻吟起来，而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是那九个传令官的叫喊声，他们直着喉咙叫大家不要吵闹，注意听着王爷们发言。好容易，大家都在那些长条凳上找到了座位，而且都安静下来停止闲谈了，阿伽门农王就站起身来，手里拿着一根杖……对阿耳戈斯的队伍演讲。”

古代希腊人的会议显然不像商代的政治会议那样纪律严明。受根深蒂固的原始社会民主作风的影响，希腊人在会场上没大没小，随便粗率。领导不那么威风凛凛，部下也不那么驯顺老实。阿伽门农王的讲话也不像盘庚那样充满霸气，而是使用商量的口吻：“我的英勇的朋友们和达那俄斯的战士们，我必须对你们宣布，那克洛诺斯的伟大儿子宙斯给了我一下惨重的打击了……九个不幸的年头已经过去。我们的船舶木料腐烂了，索具也坏了。我们的妻子和小孩坐在家里等待着我们。而我们到这里来进行的这桩任务始终是毫无成就。所以，现在大家都看我的样儿吧。我的主意是，大家上了船，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国去！那个街道广阔的特洛亚城永远不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请注意，他说的是“我的主意是”，而不是“我的命令是”。两份或许不甚精确的记载，仍能鲜明地反映出三千多年前的中国与希腊社会在权力结构、国民性格、社会生活氛围上的巨大差异。可以说，在夏启建立国家的时候，“原始民主”在中华大地上的遗留就已经所剩无几。

可疑的“禅让制”

在每一个民族的古老传说中，人类社会都是每况愈下。据说，人类最初来到地球上时，处于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春天永在，大地遍布鲜花，河里流着蜜和奶。由于人类的自作自受，世界逐渐堕落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至于贪婪和暴虐横行的黑铁时代。

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遗迹中，我们没有找到专制主义的发源地。如此遥远的历史上游就已经被专制毒素污染得一片乌黑，这不禁让人汗颜并绝望：难道我们这个民族一降临到地球上，体内就携带着专制基因吗？别急，再往上翻一两页史书，我们就会生出希望，因为我们来到了尧舜禹时代。

尧舜禹时期无疑就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黄金时代”。几千年来，中国人无数次地缅怀、回想、向往那个灿烂的时代。据说，那个时候是“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团结互助，社会充满温暖。

更让我们骄傲的，是那个时候的“禅让制”。据说，尧年老时，自动让位给德才兼备的舜；舜统治了一段时间后，又把权力转交给深受人民爱戴的禹。《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刚刚二十岁的时候，就以‘孝顺’闻于天下。他三十那年，尧询问天下有无可用者，‘四岳’都推荐舜，尧曰可。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其在家庭内的表现，让九个儿子与舜朝夕相处，以观察其在社会上的行动。舜表现良好，治家有方，两个妻子在他的带领下都很有妇道，尧的九个儿子也和他处得很好……于是尧就让舜领导百官，效果不错……尧于是认识到舜之足以授天下。尧年老了，就使舜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舜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

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我们几千年来仍对这一短暂的记忆感到温暖。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它被定义为恩格斯所说的“原始民主制”，或者说叫“军事民主制”。“即部落联盟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从这个定义出发，历史学家们推定尧舜禹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是“部落联盟”，“四岳”推荐的过程被考证为“联盟议事会”。于是，中国历史被成功地归纳入“五阶段论”中。根据这些记载，人们宣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储存着丰富的“民主”营养。

然而，如果抛开历史教科书直接进入原始史料的比较阅读，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就像蝙蝠不能被归为鸟类一样，中国的“禅让制”与“原始民主制”完全是两个概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原始民主制”，什么是“部落联盟”，什么是“联盟议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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