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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第1页）

秦王朝的自私和残暴太赤裸裸了。皇帝制度这个新型政治怪物在诞生之初毕竟不够完美。秦始皇父子的政治风格过于率真，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完全无视屁民的力量，终于如泥足巨人一般瞬间轰然倒塌。

秦始皇被钉上了耻辱柱，但是他发明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统治者的一致坚决拥护，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

不过，秦代的瞬间崩盘毕竟给后来的统治者树立了反面样板。汉代帝王从秦始皇身上得到了两个教训。一个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细水长流，细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贪欲不能直接昭之于众，必须加上一重伪装。刘邦提倡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以儒家学说作为门面工程，让老百姓相信，皇帝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同造屋一样，秦始皇浇铸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专制的制度基础，而汉代的最大发明是抓意识形态建设，抓软实力建设。就好比对房屋进行了装修，使强硬的专制制度更有弹性和欺骗性。实质上，汉王朝就是升级版的秦王朝，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汉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做太子时，看到父亲汉宣帝喜欢严刑峻法，打击敢言之臣，就劝父亲，咱们的老祖宗不是告诉咱们要以儒治国吗？您怎么忘了？汉宣帝勃然变色，告诉他说：“你小子懂什么？我们汉王朝的统治秘诀就是‘霸王道杂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实际上是秦始皇的霸道。专用王道，肯定翻车。”（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诛身”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诛心”。

元光元年，汉武帝召集全国著名学者在长安开会，讨论帝国的思想文化建议问题。儒家大学者董仲舒建议说，现在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觉没有主心骨儿。他郑重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欣然接受。显然，格式化全国人民的大脑，是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政治强人乐于做的。

这一决策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炀帝发明科举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竞争，杜绝了思想进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终止了发育和生长。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鹰变成了鸡。从汉武帝开始，直到晚清，几千年间中国再没能出现一个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独立不惧，潇洒绝尘。

而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先秦士人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独尊儒术”，许多儒家大学者成了汉代的高官。匡衡、张禹、翟方进、公孙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说，因为学术地位高当上了宰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精明而滑头。一举一动，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不怕别人的冷嘲热讽。（“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比如公孙弘，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凭着这张“文凭”当上了公务员。入朝之前，他摆出一副铁骨铮铮的架势，动不动就批评几句朝政，由此获得了知名度。进入官场以后，却很快“成熟”起来，以“曲学阿世”而闻名。每次召开御前会议，他都顺着皇帝心思，附和皇帝的决定，不肯坚持原则。有时候，几个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办，但上了朝，一听皇帝的口风不对，他马上就背叛同事，讨好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因为这样两面三刀出卖朋友，他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级别地位，想清清静静做学问，汉代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汉武帝允许你思考，但是只许用一种方式思考。“独尊儒术”否认了认识的无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围和方向。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教条迷信、思维僵化，缺乏个性和创造性。他们把孔子当成了顶峰和终极，汉代知识分子都“好褒古毁今”，奉孔子之言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终生囿于章句之学，老于雕虫之术。

当然，这只是汉代知识界风貌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只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更为明确、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的技术，比如科举制，还没有发明出来。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名誉。

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高自杀率。许多官员获罪被关进监狱后，都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小吏之辱。

西汉的盖宽饶个性刚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汉元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萧望之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将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张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车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体面……

汉代甚至还出现过“决斗”之风。西汉末年的周党，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的“复仇之义”，激起胸中往事，便缀学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很有风度，让乡佐先动手。决斗的结果是白面书生打不过身强力壮的乡佐，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乡佐服其勇气，雇车把他迎回自己家中，亲自伺候，直到他苏醒。（周党……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发党徭道，尝众中辱党父，党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极讲而还，与乡佐克日交刃。乡佐多从兵往，使乡佐先拔刀，然后与相击。党为其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勇，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这一故事听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因此评价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东汉的读书人还开了中国历史上“学潮”之先河。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朝政极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为人刚直，公元153年，他因为反抗宦官，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刘陶奋然拍案而起，率领数千名太学生“闹学潮”，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书。头一次遇到学潮，皇帝一时摸不到头脑，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诬陷皇甫规，又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规。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反对派，也就是“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将“党人”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被罢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为当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打击。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员，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虽然政治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汉代知识分子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汉代士人虽然在思想领域没有什么创造和开拓，却用鲜血和生命为自己筑起了流传万世的纪念碑。徐复观说：“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贫富贵贱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极端黑暗中，做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

不过，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在两次党锢之祸后，其他朝代极少再出现过汉代那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行动。

汉代的专制之网还远没有后世那样严密。汉王朝一方面提供了数百年的和平时期，使人性不至于在极端残酷中迅速恶化。另一方面，汉代统治技术的粗糙，给社会各阶层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间。生活在汉代的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

汉代仍然尚武。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腰带十围”。这都是美男子的样板。女性美的一个要件也是身材高挑丰满，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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