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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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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1）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人世百态》、《中国流民》、《中国人的幽默》、《燕谭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平反与改正

在写作上我是个较真的人，写下这个谁都懂得的题目，不由得想起常常听到的议论：你看处理“文革”时的问题与处理“文革”前的问题不一样。“文革”中受害者众，特别是各级干部不少也受到了冲击，所以解决”文革”的问题时称“平反”，然而解决“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则称为“改正”。可见改正比平反档次低。因此有些人写文章要求解决”文革”前的问题也应该称作“平反”。这种议论一度很盛，所以我写了“平反”二字之后，先想说一下什么是“平反”？

“平反”这个词在汉代就出现了。《汉书》“隽不疑传”中讲到不疑做京兆尹（长安市长）时，每当他下到所管辖的县里检查和重审在押囚犯后回家，他母亲就要问有没有“平反”，又有几个死囚案子弄清了，能活下来？如果听儿子说有所平反，老人家就很高兴。那么平反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把原来误判、错判改正过来。如果“平反”二字分说：判决轻重适当叫做“平”，推翻原有的旧案叫做“反”。因此这个词实际上与“改正”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一般说，用“平反”是针对经过法律手续的冤案；而“改正”是针对没有经过法律手续的。建国以来搞的政治运动特别多，许多案子没有经过法律手续，只是通过单位党委讨论就给一个定案了（这一点是历史上所没有的），结果绝大多数是冤案，处理这些一般应叫做“改正”。我是经过一次“平反”，一次“改正”的。我觉得差别不大。只是平反后补发了工资，而改正则没有补工资。我觉得有点改得不彻底，如果以当时经济状况为说辞，可以说是欠了账的，现在经济状况好了，这个问题应该考虑了。否则人们真的认为“平反”与“改正”大不相同了。

现在我已经退休，心态平和了，纷纷扰扰的是非日益远去。此时回想自己的起伏跌宕的一生，就很少有感情因素了。我是经过许多波折的，也数度面临绝境，但总算过来了。1978年之后，逐步安定下来，能够安安静静读书、踏踏实实工作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多少比我有学问、有才能、有修养的人们，没有等到这一天。1978年秋是我一生的转折点，而“平反之路”是个过渡阶段。本文所写的就是1978年10月20日前后的一段岁月。

末班车与头班车

1978年10月20日，当日我正在北京自新路“北京第一监狱”服刑。这个监狱是清朝末年搞新政时盖的“模范监狱”（供外地监狱学习的），表示中国监狱也要走向文明，向世界看齐了（当时洋人以中国法律制度不文明而要求治外法权的）。解放后这里还是监狱，关押的都是判刑比较重的犯人。“一监”的隔壁是北京市看守所，那里的大门开在半步桥，人们又称半步桥看守所，里面最有名的是一栋K字楼（聂绀弩也在此待过，有诗云“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一栋五角楼（俗称王八楼）；我在时候前者关男犯，后者关女犯。那里关押的多是经过逮捕手续、但还没有判刑的犯人。犯人待判刑以后，再过了十天上诉期，就转到“一监”了。

中国的监狱实行的是劳动改造的制度。进入“一监”的轻刑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要分到属于北京劳改局管理的农场（多在外地）劳改；重刑犯（十年以上至死缓）都在“一监”内的工厂里劳动改造。我在“一监”塑料鞋厂劳动。

10月20日那天，正上早班（6点至下午2点），刚下了班，我正在三角院洗脸，准备午休。这时管理人员叫：“王学泰，收拾你的东西。”这是信号，表示要让我离开这里了。然而去哪里呢？离开这里有两个去向，一是去其他劳改厂，一是回家。虽然前些日子，从这里运走了一批人去青海，但狱友们都认为我该回家了，许多人为我高兴。虽然有回家希望的不是他们，但他们的脸上都放着光，闪现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人民日报》从8月就开始报导一些地区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北京似乎还没有什么动静，只是一个月前有个前北京市委委员的儿子保外就医（因为给毛主席写信，被抓起来判20年。因为受迫害太甚，身体垮了）。后来证明，我的这次平反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运动的开端，在我之后，走出“一监”的狱友有数百人之多（我所在的队是“反革命中队”，只有少数人是一般刑事犯罪）。我有幸坐上了“平反运动”的头班车，这好像是个信号，预示着粉碎“四人帮”后，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全面的拨乱反正的时期就要到来了。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2）

我是“四人帮”垮台前两个月进入“一监”的，我的被捕是要证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激烈，是要证明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必要。而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1976年“四人帮”倒台，这套理论渐成“刍狗”，没有什么人认真对待了，以至逐渐消失。因此也可以说，我算坐了一趟末班车。从我到了这个“反革命中队”之后，除了因为“批邓”和“毛主席逝世”速判了几个以外，再没有因为“文革”和“四人帮”问题来这个中队的了。

事情所由

我出事的题目很大，即所谓“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实际上事情并不大，只是与一个老同学闲聊一些话，被举报了出来，便闹得纷纷扬扬，被北京市市委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的。

1971年林彪倒台时，我在房山县一个中学工作。我一个南口（从1964年大学毕业时的思想清理运动中被划为“反动学生”，被发到南口农场劳动）难友郭宝昌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不愿意拍那些“高大全”的片子，那时稍有品味的文学作品除了鲁迅作品外就是《红楼梦》了，他想拍《红楼梦》，要我把其中的韵文（诗词伙同曲赋　）注释一下。在注释《红楼梦》时，我参考了《推背图》。《推背图》是古代一本预言历史大事的书籍，与《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命运册子的格式完全相同。《推背图》中有个图，上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题诗有云“惑乱君臣几千般”，下面还有一弓一兔。大学有位老同学爱看奇书，视《推背图》如同宝书，与我闲聊，就说起上面所说的那张图和图中所绘那个妇女。我说，三千年前，中国第一个###纣王的文告就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问题。那个女的就跟江青一样。另外我们当时都认为搞得声势很大的“批林批孔”是“另有所指”，实际上是上海派在反周。上海《文汇报》整天大批周公、批秦朝丞相李斯。已经是图穷匕首现了。

老同学把《推背图》拿走了，他又借给一个文化馆的干部。那位把《推背图》放大复制了。后来这位文化馆的又当着样板团的骂江青，让“板团”的人给告了。此时正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什么“手抄本”、“追谣言””、“小道消息”、批“文艺黑线回潮”都出在那个时候。文化馆干部的那件事引起高层的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图》复制件出现了。那是个草木皆兵的时代，这自然是个了不得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于是由他追到我那老同学、老同学牵扯到我。1975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慌里慌张地到我家。对我说：《推背图》出事了，公安局找了我，我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我对不起你了，以后再补报罢。完后匆匆而去。还算好，他给我一个信，我把一些对“评法批儒”不满文字处理了。不久又有一位搞点创作的老同学找我，说北京文联召开的“业余作家创作大会”上，市里负责文教宣传领导去讲话了，说“北京有几个反革命分子攻击和咒骂江青同志”。我想他指的就是我们这档子事。

过了正月十五我到房山上班，第二天房山县公安局、文教局联合把我运到县里，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大谈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3月4日被房山公安分局正式传讯，22日，转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并转拘留。一直拘留到1976年5月10日，“市中法”正式逮捕我。法院说：你的问题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差不多，都是分裂党中央（指我说的“批孔是上海派反周”。一个平民百姓有什么能力“分裂党中央”？真是笑料一样），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批林批孔运动。并说“为了配合打击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对你实行逮捕、你签字吧”。这在实行法治的今天，会被视作笑话的，可是在当时，这些是说得义正辞严的。仿佛处理惩罚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

1976年7月26日，把我从半步桥用小吉普拉到“市中法”（当时“中法”还在刑部街，现已拆），先是在一个小屋子候审。小屋子另一端还有个小姑娘在啜泣。我很好奇，看她也就二十岁左右，就问：“什么事？”她停止了哭，回答“天安门事”。我说：“怎么这样早就到法院了？”她说，似乎法院找她来证明什么。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3）

一会儿，法警把我带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位女审判员向我宣布（76）中刑反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说该院查明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于是，“罪行严重，性质恶劣”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然后送回看守所，度过上诉期后，送到“一监”。这已经是8月中旬，不久9月9日，毛主席逝世。本来我所工作的房山县要9月10日开全县的批斗大会，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因主席逝世而取消。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因为我的问题较为单纯，监狱管理人员大多也知一二，对我的要求逐渐放松（例如可以请求多接见等）。但当时北京市领导人说“10月6日以前反对‘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所以我们这类的案子一直压着。直至实在压不住的1978年。

很难删除的记忆

三年多的生活仿佛人生一场噩梦，但总有几件事不能忘怀。

地震：判决之后，又回到K字楼，转入关押已经判决犯人的号中。两天后，即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那真是惊心动魄，大地在颤抖，K字楼剧烈晃动，铺板来回倾斜，铺上的人们滚来滚去。室中暖气片，甩出一尺多远，上面的茶缸掉了一地。人们惊醒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后来听到许多号的犯人狂敲铁门，大喊大闹，这些大多是因为“四五事件”而被抓的年轻人。他们进来的时间不长，恐怖盘踞在心头，遇此突变，不知如何是好了。其实筒道中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回答或制止。跟着就是下起了大雨，余震仍然不断。为了防震，北京人都住到房子外面的防震棚里。我旁边一位所谓“头号苏修特务”，中共八大时任翻译组组长的老先生，他被判15年，因为涉外，一直没有去监狱，而是在看守所关押服刑。在屋子抖动的时候，老人用一条破毛线毯子折成一个枕头似的，顶在他那没有几根头发的秃头上，紧靠在墙角，对我说：“老王，房角处安全些。”我给他泼冷水说：“没用的。那么厚的水泥墙。小小一块毯子管什么用？睡觉吧。现在全北京的人都在雨地里躲地震，惟有我们这些犯人却踏踏实实地在屋子里安心睡觉。”后来，他让我给他背唐诗，他用俄文翻译。这位从中国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又从高尔基大学俄文系毕业的博学老人是###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去了澳大利亚。

审讯妙语：7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虽然判决书上照例说“特依法判决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仅被判决人不知道，恐怕谁也不知道。因为文革中“公检法”已经被砸烂，“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当时是“两部法律（《宪法》与《婚姻法》）治中国”，实际上连《宪法》也已废止。1975年初“四次全国人民大会”才通过了新宪法。“依法判决”不能说“依”《宪法》吧。

有的预审员和审讯员除了说些套话外，有时也说点令人难忘怀的话。例如，一次新审讯员对我说；王学泰，我们俩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我觉得他很真诚。

有时审讯员也很困惑，从判决书来看，我当时就是个“言论问题”，而且就与一个人说的。有一次，审讯员说我不敢交代问题。我说有什么敢不敢的，不就是这些话吗？他说，你以为这是小事，这就是反革命活动！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制造反革命舆论！我问，如果与别人说话就是行动，那么言论与行动怎么区分呢？他回答：你自己与自己说，别人没听到，才是言论。

有一次我问预审员，《宪法》也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啊？审讯员回答：“那是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的。你是敌人，当然不保护你的自由。”我说：“我本来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论。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样说的吗？从言论来看就证明你是敌人！”这真是“互为因果”。因为你是“敌人”，所以不给你言论自由；而“敌人”的定性又是根据“言论”。

化脓性脑膜炎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4）

77年秋末，我还坚持洗冷水澡。一个星期四，洗完后，觉得有点冷，感冒了。我以为第二天就会好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发烧，头痛，脑袋像要裂开一样，体温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同组狱友经过请示把我背到监狱卫生所。到卫生所不久，便人事不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光明，满眼都是纯洁的白色。这时一个亲切而美丽的声音说：“他醒了”“他醒了”。在狱中两年多了，很少听到异性的声音，因此护士亲切的声音特别具有穿透力和抚慰力。这时才发现我臂上的吊针和手腕上冰冷的手铐和一位中年男子。旁边伺候我的护工（也是犯人）称中年人为“姚队长”。姚队长说：“王学泰，你昏睡了三天了。当时你人事不知，给你打吊针，你就给拔了。两三个人都按不住你，我们只好把你铐在铁床上，现在你清醒了，可以把手铐解开了。”

这次患病真是死里逃生。后来得知，星期五下午我到了监狱卫生所，那里幸亏有一位跟我在一个中队待过的医生。他是学西医的，但中医也很好，会针灸。他因为基督教入狱，判五年，快到期了，所以到卫生所从事医务工作。星期六我已经昏迷了。医生查出是大脑的问题，提出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治疗。可是适逢星期六，监狱长回家了。狱中犯人离开监狱必须有监狱长签字准许。没办法，这位医生用针灸给我控制两天，直到星期一，监狱长回来，才送到公安医院，侥幸活了下来。

护士对我说：“化脓性脑膜炎不得了啊，弄不好会记忆丧失的！”我悚然而惊。赶紧打开带来的笔记本，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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