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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最终选择的路线，充满了这种找钥匙的热忱。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漫长了，人口太众多了，我经常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有着过分良好的胃口，那些别的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她似乎坦然地就消化掉了，她有力地将不同的地区与民族融合在一起，她也经常窒息不同的生命力……

我这一代人的中国故事集中在经济奇迹上，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爆发出的生产力。在风景如画的三峡建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坝，照亮长江中下游；翠绿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那些数不清的丑陋工厂的工人们每天12小时、每周7天、每月心甘情愿地只挣100美元地生产着打火机、鞋帽、空调、微波炉、玩具，将它们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场与美国的沃尔玛超市中；中国的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加纳、智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持续高温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钢铁和石油；对比世界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拜访北京，他们需要这个市场；中国的劳工漂洋过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国、欧洲、东南亚、中东、南美洲、北非，开餐馆、开超市、修公路……他们既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多少感受到了卡尔·*在19世纪中叶的情绪，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共同造就的物质繁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①

但是，当你的视线稍稍偏离时，你就看到了别样的中国。中国人赢得世界的注意力，不是通过质量，而是通过数量。生活显得停滞，不那么充满希望，建筑是粗俗丑陋的，年轻人眼神迷离，山川河流被污染，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土地仍不够耕种，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渐狭窄，要想进入世界经济循环的链条，他们需要更多的技能。整个社会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无处不在、日益加速的技术进步、市场力量，摧毁了那些昔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宗教、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新事物超越了理解范畴，变化的速度太快了，转基因食品昨天还是好东西，今天就成了有害物。但在中国，这场冒险或许更为惊奇。30年前生活在浓郁的集体主义气氛中的中国人，突然间被抛入一个“人人自保”的时代。之前，人们用集体、党组织，取代了家庭、宗族提供的安全纽带，而现在金钱似乎变成了最后的安全稻草。我们似乎生活在这样的尴尬地带—政府不再提供昔日的保护，却仍旧保持干涉你生活的权力；而个人虽然获取了部分自由，但这自由的代价却过分显著，它牺牲掉了社区感、家庭观、伦理，同时它又没自由到你可以拥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像沉默、忍耐是昔日的农民对抗动荡、压迫环境的武器，如今无处不在的犬儒哲学、对日常生活挫折感的安之若素的态度，像是人们寻找到了情感宣泄的方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生活在此刻的中国，你很容易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对19世纪初英国的评价。狄更斯写到了在那个熏黑的工业时代、大都市兴起中雄心勃勃或无所适从的个人。我该怎么描述此刻的中国呢，那种纠缠在亢奋与无奈中的情绪。

向南方　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3）

三　　爱辉–腾冲线

我花了点时间，才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到爱辉与腾冲这两个地方，它们分别属于黑龙江省和云南省，一个是东北角，与俄罗斯相邻，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不远。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

这条线的东部，43％的国土面积却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西部，国土面积的57％，人口却不足10％。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部则是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很多历史学家疑惑不解，为何中国有如此强劲的胃口，能在如此宽阔的领域，将如此多的不同的民族融合在一起，尽管他们的冲突从未结束，却也很少出现彻底的分裂。

这条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胡焕庸，1901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在南京和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试图探寻解救中国社会之道。那真是个焦虑的年代，一些知识精英们试图从政治、教育、艺术、文学、科学、商业、生物、考古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学科中寻找灵感，以刺激和拯救那个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文明。而另一些人，则寻找种种证据，证明我们的文明是绵延的、富有活力的，以挽救人们日渐脆弱的自信……但很显然，悲观与怀疑论调占据了主流。

我的智力生活是在这种悲观论调中成长的，这种悲观情绪又往往依托在那个悲观的模式背后。这个模式从黑格尔开始，到卡尔·A·魏特夫那儿达到了巅峰，在后者的眼中，中国被称做中华帝国，它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美洲的印加人、阿兹特克人一样，是一个专制的帝国：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它持续了上千年，牢不可破，历史只是王朝的交替循环，却很少展开崭新的一页。西方人的到来，打破了循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变成历史的主音。

四　　矛盾的消失

这些昔日理论，塞进了头脑中，让我觉得窒息。这注定了我的旅行像是两种截然相反力量的拉扯。一方想寻找事物的共性，将经验抽象成一种简单的模式，以便获取整体性的理解；另一方则厌恶这种抽象，着迷于那些具体、散漫却鲜活的人与物……这种感觉就像地图上的空间和真实旅行之间的差异。

这些矛盾很快就消失了。最初的几天是如此兴奋，什么都让我觉得新鲜，这印证了朋友们对我的评价“在你的国家，你却是个陌生人”。

我的第一站是哈尔滨，在混杂的火车站广场上，姑娘们白皙修长，我热爱她们吊带下面的肩膀，和紧紧包在牛仔裤里的大腿和臀部。我甚至感觉到风穿过了我洗得发透的白衬衫，柔情似水又干脆有力地抚摸了我的皮肤。

接下来的４天是旋风式的旅行，空间的迅速变化被压缩在窄小的时间界限里。星期五的中午，我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著名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是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力。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脸庞、脖颈、手臂，是那种健康得有点发红的黑皮肤，在脸庞的红晕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向南方　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4）

接着就是６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的颠簸，从元宝村回到尚志市，再坐车前往方正县，司机将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拦截过路车前往依兰。长途汽车就像是小镇上的杂货铺，主人担心浪费任何一点空间。客车的走道里，司机座位旁的发动机的机盖上都坐满了人，我们身体碰身体，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在经过收费站时，司机会要求走道里的人集体再压下腰—被发现超载是要被罚款的。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不早已习惯了在高密度下彼此相处吗？

有时候，两地之间没有直通车，司机们就会把我们先叫上车，然后保证在合适地点把我们放下，有另一辆车载我们走下一程。这有点像是UPS的接力赛式的送包裹。东北公路网已经发达得令人惊叹，不过接力赛有时并不流畅。有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四处徘徊，不知道哪辆车会把我们带到下个地方。我们在公路旁的绿化带上撒尿，看着高架桥上“精于业、勤于思”的宣传标语，有那么一瞬间，似乎真觉得是《在路上》的场景。我们还被扔在了那个叫达连河的地方两个小时，已是深夜，我们之前熟悉的东北的田野与清新空气，突然被庞大的运煤车、充满尘土的空气取代了。本地人带我们参观了这里的露天煤场，夜已深，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中的星星点点的灯光闪耀，仔细望过去，我才发现刚才那些硕大无朋的卡车，如今像是个玩具车一样在坑道中行驶。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岛宾馆从前还兼营洗浴，它楼道里暗红色灯光传递着一种廉价的*味道。我们对于依兰充满向往，这里的历史掌故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12世纪，北宋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东京城汴梁（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不过，迎接我的是一种有点意外的沮丧。掘土机正在挖开路面，在县城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它们给人带来的压倒性的印象是—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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