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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3页）

与经营权分离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因为“花自己的钱最心疼”，你不用为武大郎担心他会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

如果换成是由十个、几十个熟人朋友参股的合伙企业，这时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有所分离，主管企业的经理有可能会“花别人的

钱不心疼”了，这就有道德风险了。但效率损失可能还不太严重，因为毕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距离比较近，可以有时间就去盯一盯。即使

发生纠纷，通过合同法等简单的法律安排即可解决。

再上升到类似“深发展”那样的公众公司，可能有上百万个分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股东，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得非常远，这

时公司的管理层真的可能完全“花别人的钱不心疼”了，甚至还可能让某些“特殊”股东或经理直接、间接地掏空公司资产。为了避免这

种道德风险，我们就需要一系列制度措施，比如董事会、股东大会、证监会、法院、立法机构，还有审计、律师、券商、媒体等各种各样

的管理、监督、执法、司法、中介机构，目的是为了迫使公司管理层“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美国，也

会出现安然、世界通信之类的丑闻。这里面的道德风险很难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大众股市的发展对制度的依赖性极高，所以并不是所有国

家都能够发展好股市的。对于“深发展”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还很难促成其“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的境界。

那么，国有企业呢？我们不妨把国有经济看成一个“超级公司”，是全国人均一份的公司，各家国有企业都是其下的分公司，议

会（全国人大）相当于它的董事会，总统（国家主席）相当于它的总经理。这个“超级公司”是股权最分散而且最均匀分散的方式，股东

数量最多（在中国有13亿），“委托–代理”关系当然也最极端。所有权（老百姓）和经营权（国企老总）间的距离最远，其道德风险

和效益损失与“深发展”上市公司的情况相比，是完全不同量级的概念。这时，我们如何保证国企老总“即使花别人的钱也心疼”呢？至

少得需要民选的董事会（议会）和总经理（总统），否则一层扣一层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就断了，会使花钱的人跟出钱的人毫无关系

、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心疼”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搞好国企这个“超级公司”比一般的上市公司还要难得多，因为老百姓无法把这个“超级公司”的股份卖掉、无法用脚

投票（虽然人们可以选择移民国外，等于自动放弃股权），通常的市场压力（如敌意收购、并购重组）对这个公司也不能起作用。另外，

这个“超级公司”的管理层还掌握着执法机构和法院。

从夫妻店到合伙制企业、到上市公司、再到国企“超级公司”，每上升一层道德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其对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

个或几个数量级，对权力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则腐败会多得不可收拾。正因为连股市发展都这么难，道德风险如此高的国有经济在哪个

国家都搞不好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制度机制越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没有民选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国有企业，如果搞腐败和贪污就会无

处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就会出奇的高。在制度机制不发达的国家，最合适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传统的夫妻店和合伙企业。但是，实际

的历史经验却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在1980年之前反而越是去做国有经济，由此而增加的腐败和贪污机会使它们反倒更落后于那些以

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的国家越不适合搞国有企业，因为那样的国有经济里“所有权”和“经营权”会离得越

远。

产权与财富

民企不如国企？

过去几年，有人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业绩比较得出结论说，民企不如国企。这似乎与上面讲的以及与其他国

家民营化后的结果不同，是不是又是中国特色呢？

其实，这里存在严重的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在香港上市的国企都已经过产权改制，像中移动、联通、中石油、中海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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