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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１９０５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１９０７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得了一个七品文官。清朝七品文官诸如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古书上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李权本可“择良木而栖”外放福建做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做官并不符合他的本愿，他尤其讨厌地方官的贪腐，故推辞了这桩“美事”，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3）

年届不惑的李权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懵懵懂懂的李顺井随家人到了京城。

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若不然，李顺井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７—１８８页。

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光谟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

爷爷离开钟祥，他的能力也不够照顾更多的亲友，也不能带回很多钱财置地造屋安抚族人。他是买过一些田地，还写过遗嘱。遗嘱中谈当年买过哪些地，指明哪些给谁，余下的怎么处理。但谁也没照他遗嘱去办。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说一口湖北土腔的李顺井，１９０８年先在湖北人在京城办的江汉学堂念书，算是不离过去的氛围，又开始熟悉新的环境。半年后，他考进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前身叫五城学堂，１９０２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此为我国有“中学”概念之始。教授李顺井那个班国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是个有趣的旧派人物，后来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有如此描写：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好像是两小时，专讲解《史记》，闽侯口音极重，凝神谛听，听懂了非常有趣。因为林老翁学过拳脚“功夫”，讲到兴致淋漓的时候还露一露身手，表演“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如何行刺秦王不中的情形。他讲国文大概也会讲一些中国之外的事情，比如他翻译的《茶花女》之类的新鲜事。

李权的家在厂甸附近的达子营后因有民族歧视之嫌，改为“达智营”。１６号，距离皇宫不远，距离五城学校也近。课外，李顺井仍从父亲补习《孟子》。晚年李济回忆：他的这一类讲解，继续了大约两年。这一期的课外补习，留在我心中最深的，为他所讲的“予岂好辩哉”、“君之视臣如手足”、“牛山之木尝美矣”、“鱼我所欲也”、“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尤其是《公孙丑章》所讲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些章。最后的一章，似乎是父亲生平最感兴奋、最乐于为生徒发挥的孟子之道；他讲时的精神，能使童年的子弟听时鼻孔里不敢出气。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来，我总能极清楚地回想到父亲在他中年讲《孟子》时候的清脆声音和那光辉的容貌。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８页。父亲津津乐道的“性善论”，儿子听着听着就生出疑问：孟夫子提倡的“以牛易羊”的“不忍人之心”，似不如佛教“戒杀生”更为彻底。父亲斥责儿子的怪念头是受了佛教异端邪说的影响。李济在五城中学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对孟子的信仰越渐动摇。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不同的人生观，父子间的思想冲突自此而生。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4）

晚年，老友费慰梅在记录李济的口述历史时写道：李济谈到少年时所受教育，认为“……当然，每个人的天分是有差异的，文学家从他记忆的文字中取材，历史家则从他记忆的历史中取材，如此等等。李济记得，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１９１０—１９９０年，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很重视科举考试这种绵延千年之久的对知识的测验，并表示赞同……（这仿佛说明）读书人是一贯受到尊重的”。这段语焉不详的叙述，是否依稀折射出李济对父亲既感激又有些保留的矛盾心态？

第二节优游清华园

戊戌变法，迫使晚清行新政，教育方面的一项举措就是派遣留学生到海外。最初倾向东邻，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６年十年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后日方以学生滋事为由严加限制。１９０７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庚子赔款，计本息二千九百万美元，用于选派留学生。正是这笔尴尬的“庚款”，造就了后来的清华。

建于宣统辛亥年的清华学堂。（岱峻摄）

清华原是皇家避暑胜地，据说乾隆驾临工字厅，见山林变幻，清水环拢，绿树葱郁，不禁想起晋朝诗人谢琨的诗：“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于是，他题写了“水木清华”四个字。后来，咸丰皇帝遂把工字厅命名为“清华园”。１９０９年夏，清朝外交部在清华园工字厅里设置“游学肄业馆”。先后派出了两批庚款留美学生漂洋过海。内中有李济日后的同事：语言学家赵元任、法学家王世杰和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巨匠胡适。

１９１１年，“游学肄业馆”易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十五岁的李顺井与一千多名士子同上考场，糊里糊涂地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他侥幸地成了同科录取的一百二十名新生的一员。

４月２９号，带着德国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在工字厅东侧落成，学堂里传来阵阵蹩脚的洋腔洋调，内中有一缕略带湖北口音的童声——李顺井开始了为期七年半的清华岁月。新的生活点燃他新的希望，“李顺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济”，字“受之”。

１２月２５号，隆裕太后宣布溥仪皇帝退位。这一天，在清华园悠扬的圣乐声中，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此时的李济，自然想不到“小京官”李权因改朝换代生出的困惑。民国后，李权改在内务部做了几年佥事。

李光谟告诉我：父亲进清华以后，祖父对他学业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但刚到北京时还很有影响。爷爷对新东西还是接受的，觉得应该吹进一点清新空气，但他与现在的开明是不一样的。他反对孙中山，一场革命破坏了传统的东西。思想习惯有点清朝遗老的味道吧？他讨厌哪个人就骂哪个人“杂种”，他觉得孙中山不该搞辛亥革命，骂孙中山是“杂种”，很轻视他，认为他犯上作乱。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清华园中，庭院错落，小桥流水，花木扶疏。当时学生不多，教师不少。学校从教育方针到教学管理，从师资延聘到校园风气，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１９２０年到校参观的感受，“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

清华的教育，从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这类小事做起。李济回忆：清华学堂在开办时，建有特别设计的洗澡间。在民国初年的清华，斋务处（等于现在的训导处）的一种特别工作为强迫学生在固定时间洗澡，为此，斋务处印了票，规定每一学生，必须在每一周的固定时间到澡堂去缴票洗澡。奇怪的是，有不少的同学，因为嫌这一办法干涉了个人自由，就串通了澡堂的管理员，缴票而不洗澡，逃避记过的惩罚。……清华的清洁运动以及守时刻和讲效率的习惯，大致说来，并不是短期培养成的；但行到十年后，确在校内发生了若干具体的成效。所以大为哲学家如罗素等人所注意。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９页。清华的学生进校从中等科相当于普通中学的初中至高中水平。开始读起。学校功课安排以英文为中心，要求“读写听说”四会，就连图画、音乐、体育课也由外国教师上课。这些正合李济的心意，他学好英文的目的就是想去学中国没有而美国有的科学知识，好为国家社会做点贡献。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5）

以培养留美学生为宗旨的清华学堂，向不重视“国文”，多把这门课程排在下午。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李济始终有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此间，他还遇上了两位使他终身受益的国文良师。教授马季立精通八股之道。据说他曾教过梁启超，颇赏识梁的作文，说梁下笔快，别人作八股，而梁可作十六股。民初，梁启超已为中国第一大名士，他在“反袁”运动中所写的文章轰动一时。因此李济等同学少年对这位岭南夫子佩服有加。马先生八股文式的训练，培养了李济快捷写作流畅表达的文字能力。高等科一年级，李济遇上国文教师饶麓樵。他讲授《荀子集解》，口讷不善言辞，偏好写黑板，等到板书写完，也就差不多到了下课时分。其实这也是一种重证据不尚空谈的训练。饶师对李济的读书札记颇为欣赏，批语中曾有“所见可与《困学记闻》相比拟”之语。《困学记闻》是宋代大学者王应麟的读书笔记，这种夸奖自然令李济受宠若惊。从饶先生读《荀子》，李济不限于辞章义理，逐渐对荀子的思想发生兴趣。他以为荀子《天论》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很合乎自然科学的发端思想；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也契合了现代*政治的理念。然而，这些两千年前就绘就的社会蓝图，至今仍难以实现，到底是先贤的思想不彻底，还是*与科学这东西本不符合中国国情？李济想到，也许只有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才能寻到“救国良方”。00清华的环境，与城市隔绝，来往的交通大半靠骑驴、坐骡车；人力车与自行车是最快的代步，火车每日停清华园的班次极少。城内的新闻纸，要下午方到，那时北平的报纸除了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外，都是为当权的军阀宣传的。上海报总在发行日期一礼拜后方能到北京。城内、城外通电话是有限度的，我在清华园作了七年半学生，没有与家人通过电话；理由极简单，我的家中固没有电话，学校内也没有让学生通电话的任何方便；有事时，只有写信通消息。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０页。清华的封闭式管理，也重视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动脑、动口和动手的能力。１９１４年五六月份，李济多次参加学校举办的“国语演说会”，曾担任“解决今日之中国问题，农业较商业何为尤要”，以及“垓下败后为项羽计，应否渡乌江”两次辩论中的反组助辩。从这些辩题的设计，可以看出举办者高蹈的眼光和缜密的心思。１９１５年，李济曾出任过学校演剧队队长，率演剧队参加清华为筹办贫民小学在米市大街青年会举行的义演，同学中有其后选择舞台为终身职业者，如后来的著名导演洪深、陆梅僧等。

清华毕业时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那个年代，外有列强咄咄逼人，内有军阀拥兵自重，社会动荡，百姓不宁。青年学子在质疑中国传统教条的同时，对国外的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推崇备至。１９１３年５月３日下午，清华中等科一个大教室内，李济与四名同学严肃地讨论做人的道理，相约发起以砥砺品行学问为宗旨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名称的由来据李济说，当时心智已开，眼高志大，想做华盛顿做不了，拿破仑又不愿做，做林肯又不像，就选了“意大利三杰”指4世纪意大利的革命先行者马志尼、加里波的、卡富尔。为榜样，效仿其新少年意大利会（也译为“青年意大利党”），也成立“中国新少年会”。此后，每周聚会一次，星期日和暑假，会员集体出游，主要目的是互相规过：从生活习惯到学习长进，从睡眠到饮食，都以“励进道德”为宗旨相互责问。随着会员陆续增加，聚会内容又增加学术研究一项，成立了国语演说部，并因此带动清华学子研究国语的热情。两三年后，由于聚会“有时比牧师讲道还要枯寂”，渐渐失去吸引力。时逢袁世凯企图称帝，清华学堂奉令限制*结社，新少年会借机改名为“仁友会”。其宗旨为“改良社会、振兴国家”。除了“规过”之外，又增添了报告会、俱乐会等，呈现出研究“名人传记”的风气，尤其是欧洲１８、１９世纪的名人。会员发展扩大至清华以外的学生。但学生组织仍不免有些偏颇，如仁友会反对“号召的习气”，提倡自愿入会，不搞张榜通知，而是相守信义，不免引起外界猜疑，以为是秘密团体。仁友会会章的“七禁”，头条即是禁早婚（规定二十五岁为限），也有好些会员难以实行……　。。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6）

１９１８年，李济读到清华高等科四年级时，学校请了一位美国教授G。　D。　Walcott（华尔考）为学生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李济选读半年后，觉得“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是件怪好玩的事。华尔考还测出李济的智商是一百二十八。好奇心似扇动的翅膀，他选择了美国以心理学著名的克拉克大学作为留学的第一片绿洲。

这年夏天，经过七年多的筛选淘汰，清华戊午级最终毕业只剩下李济以及杨石先、刘崇纮、楼光来、沈履、陈克恢、叶企孙、董时、张歆海、张道宏等五十七名同学。李济写道，“他在清华学堂待了七年半，功课是平平常常，人也是平平常常，玩可（也）是平平常常。要是把‘中’字当‘中样’讲，‘庸’字当‘碌’讲，他也总算是絜矩圣人之道的。”李济：《自撰简历》，载《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４１２页。优游于清华园中的李济，除养成用功读书、讲求效率、遵守时刻、爱好清洁、重视体育等良好习惯外，始终缺乏对宗教的兴趣，对基督教的活动以及传教士关于“原罪”的宣传颇有不为之动心的气概，也感到自己的政治意识实在是培养不起来。“在这一时间学到的，属于技术性的较多，涉及价值观念的甚少”。

第三节克拉克校园“啃青草”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４日，李济由上海的东关码头的驳轮，递送至吴淞口外，登上“南京号”远航客轮，挥手之间，已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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