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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要吃鱼 chater 6 yu hall have a fihy（第1页）

意外的购物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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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摩挲着胡安·萨尔瓦多瘦削的胸脯，他突出的胸骨刀片般锋利，不知道上一顿什么时候吃的，如果现在抓紧时间，还能在市场关门前赶过去，于是我从自己藏钱的地方拿了几千比索纸钞，准备去一趟基尔梅斯。我抓过我的自行车，打足了气（我每次出门前都不得不给车胎打气），立刻出发了。

来到阿根廷以来的过去六个月中，我一直在被迫学习如何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中生存下去。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埃塞萨国际机场时，我见到了我的新雇主——圣乔治学院的校长，他开着一辆当地常见的福特猎鹰汽车把我接到了学校。在路上，他不停地向我介绍阿根廷的历史、地理和经济方面的信息，而且表示我可以预支薪水。一起用完餐后，财务主管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给我一大叠簇新的纸钞（我注意到，钞票是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在伦敦印刷的），足有一百五十万比索，然后他建议我当天下午就进城，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物品全部买回来。

学院建成时，基尔梅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处富裕的郊区，但后来北部地区变得更受青睐，所以现在这里变得像一块废弃的城市腹地。马路是厚厚的混凝土铺的，路面已经严重开裂，仿佛大块的浮冰。电力线缆密密麻麻地挂在杆子之间，很多都是私自拉设的。人行道上的井盖以奇怪的角度翻翘着。与所有的阿根廷城镇一样，基尔梅斯的街区规格是一百米见方，街角的建筑拐角是四十五度，通常在这个位置安一扇门，避免角度过于尖锐。

有些建筑显然是店铺，其他的建筑用途则比较含糊。门窗上安装的金属卷帘与建筑融为一体，看上去很安全，但缺乏美感。每个街区都有一个维修店，专修各种家电、摩托车以及各式各样的金属、橡胶和陶瓷物件。各种配件从昏暗的店堂内部一直堆放到人行道上，满身油垢、身穿工作服的维修工总是在忙着抽烟和聊天。

要如何花掉一张十万比索的钞票呢？它的实际价值是多少？我已经随身带来了所有的日用品，其他物品也将经由海运送到，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更不清楚该如何花掉这笔钱。

发现自己对实际事务如此无知后，我相当惊讶。我连哪怕一件东西的价格都不知道，所以也无法据此估计其他东西的价钱。如果你兜里揣着一百五十万比索（总共十五张大钞），恐怕连买杯啤酒都很麻烦。虽然我知道汇率，但这也无济于事。阿根廷的劳动力廉价，可人工生产的物品贵得离谱。教师雇得起女佣、厨师和园丁，却根本买不起汽车。

就这样，来这里的第一个下午，我探索了基尔梅斯的郊区，吃了午餐，支付饭钱时倒也简单：餐馆外面有菜单和价格表。吃完饭，我带着满满一衣兜找回来的零钱离开了，又买了啤酒、水果、咖啡和牛奶，然后回学校喝下午茶。

那天晚上，我再次遇到财务主管。

“所有的钱都花了吗？”他问。

没有，我承认，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听后怒不可遏，似乎我犯了什么大罪。

他告诉我，我想要什么并不重要：我必须把能拿回来的所有东西全部买到手，然后把它们列到清单上，回到学校之后用来以物易物。他说，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到了第二天，我手里的钞票可能会贬值一半，因为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是百分之百。

我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不早对我说明原因？但我也清楚，沟通并不是财务主管的强项。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出门消费了。今天开门的店铺比昨天少，那些明码标价的商品的价格不断变换。一般来说，除非需要现金或者清仓，店主是不会主动开门营业的。

迷你市场里，店员们忙于更换价格牌，标价不是每天涨三到五个点，而是每隔几周直接翻番。如果某个价格高得过分，那么随着通胀的加剧，再过几天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恐怖了。店员甚至还会临时更改顾客已经放入购物篮的商品价格，有时候就在收银时直接涨价，比如收银员会看着标价，说：“今天的价格是标价的两倍！”你可以照价买走、扔下不要或者试着砍价，偶尔也会砍价成功。

我买了不合身的牛仔裤和自己永远都不会穿的衬衫，买了咖啡用具和牙膏，买了数量多到荒谬的廉价刀具套装，刀柄是竹子做的，装在丑陋的带拉锁的绿色塑料套里（毫无疑问，哪怕只买一套装在丑陋的带拉锁的绿色塑料套里的竹柄刀具都很荒谬，况且我买了十二套！），买了五金器具、布匹和胶卷（可我没有相机），买了够用一辈子的蚊香。

我设法花光了几乎所有的钱，而且回校后毫无困难地把各类货品交换了出去，甚至连那些可怕的刀具也被财务主管换走了（我完全被这个事实迷住了）！

不久我发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以购买美元旅行支票，这意味着我无须每个月都进行荒唐的购物。通胀的另一个后果是，法律规定，必须在月中给雇员发工资，这是保护劳动者的一种尝试，高通胀期间，雇主拖欠工资是不道德的。

更妙的是，假日薪酬必须在休假的前一个工作日发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十二月初领到全额的暑假工资——阿根廷的夏天十二月开始，二月结束。那种情况下能提前领到三个月的工资已经非常不错，可那年的十二月，去办公室领工资时，我发现竟然拿到了四个月的钱。我连忙询问缘由，校方回答，这里面包括我的aguinaldo。“啊！当然！”我答道——尽量不表现出太蠢的样子，然后跑去问英国侨民同事，什么是aguinaldo。他们告诉我，那是圣诞期间的奖金。

埃娃·“伊维塔”·庇隆——是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庇隆第一届总统任期中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促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包括推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政策。难怪她在公开发言或者广播演讲中表示，要高举庇隆主义的大旗，为“被践踏的”穷人张目的时候，descamisados（劳工们）如此崇拜她。遗憾的是，庇隆政府制造的经济灾难，最终对同一批劳工造成了大得多的伤害，可这一点是他们在当时所无法理解的。

在阿根廷居留期间，我迷上了研究通货膨胀。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与通胀共处，并且在庇隆政府保持低利率的时候发现了利用通胀的办法。房产拥有者们会骄傲地告诉我，他们的房屋是几年前贷款购入的，现在他们每月还贷的数额只相当于几杯啤酒钱，而且下个月还会缩水一半。我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人获利，必然有人损失，因为通胀是经济的病态，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更清楚地理解了通胀的原理。

来到市场，我欣慰地看到鲱鱼供应充足，便急忙排起了队，生怕把胡安·萨尔瓦多饿坏。排在我前面的老太太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长相和表情都像一只牙疼的牛头犬，她正在和鱼贩讨价还价。虽然我也很同情她，但喂饱企鹅是我的当务之急。

由于通胀肆虐，大家决定对阿根廷比索“重新估值”，乌拉圭也做了类似的事，还推出了“新的”乌拉圭比索，面值是旧比索的一千倍。鉴于所有东西的标价都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旧比索，除以一千相当方便——只需划掉三个零。因此，一杯标价一万“旧”比索的啤酒，现价就成了十个“新”比索。这样简单的换算人人都会做。

然而，为了避免被外界视为模仿自己的北方邻居、弹丸小国乌拉圭，阿根廷选择了摒弃常识的糊涂做法，宣布一新阿根廷比索只相当于一百旧比索，站在我和胡安·萨尔瓦多的鲱鱼之间的这位老太太，近期就成了这套混乱的经济措施的受害者，价格除以一百的做法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原本标价一万“旧”阿根廷比索的啤酒，现价一百“新”比索，除以一百并不符合大家的计数习惯，不便于计算，对于那些晚上出去喝了几杯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更糟的是，有人自作聪明地想出了在旧钞票的面额上覆盖印刷新数字的主意，结果把旧面额和新面额弄得一律模糊难辨。

鱼贩再三向老太太保证新的价格是正确的，以及他并不打算骗走她的毕生积蓄。但问题在于，连他自己都稀里糊涂，只得向也在排队的一位顾客求教该如何说服老太太。显然，说服的过程会占用一整晚的时间，而我急着回去给胡安·萨尔瓦多喂食。哦，见鬼！我差点就要沮丧得尖叫起来，幸好仅存的一点自我控制力将尖叫化为了嘟囔，或者说我自己觉得那是嘟囔——我压低了声音，用英语说：“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亲爱的，赶紧带着你的屁股闪人吧。”

老太太瞬间住了嘴，转身怒视着我，扬起手中黑色的钱包敲打我的前胸，连披肩都掉到了地上。我想帮她把披肩捡起来，可她还是不停手。终于收手之后，她用高高在上的优雅语气说：“年轻人！你怎么敢对我说出那样的话！”

啊，太尴尬了！简直像我十岁时因为说了某个粗鲁的词而被祖母批评了一样，可我不是故意要冒犯她的。

当然，我马上就向她道歉了：“夫人，请原谅我的口不择言。”但作为一个温文有礼的人，更得体的做法是坚持替她支付鱼钱，以便弥补我给她造成的困扰。可强烈的尴尬弱化了我的反应能力，不过我接受了教训，准备在下一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加以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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