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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进入俄亥俄州，在扬斯敦以内大概20英里的范围时，事情已经很明显，即使我们顺利超速驾驶90分钟，也不能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赶上仁波切的演讲活动了。这件事困扰我的程度显然超过他50倍。

我是那种人，我相信严守时间是和平世界创建的嵴骨。像我这种人快要迟到的话——或者当别人快要迟到时——焦虑会淤积起来，就像堵在水槽里的水。离槽口还有快6英寸。4英寸！1英寸！等我们拐下扬斯敦南边的州际公路，开始摸索着往北上7号国道时，水已经漫出来了。“现在是6点10分。”我说，我们沿着那条混乱的国道龟速前进，烦心地走走停停。我能听到，也能感觉到，我的话是从紧绷的胃里、嘴里挤出来的，来自半辈子等待我不太准时的爱妻的经历。“根据这张地图，我们还要在这条路开大概11英里，而且全是红绿灯。你要演讲的地方没有人接电话。我们不可能赶上了。”

仁波切耸耸肩。那个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档小型证据卷宗来支持我的理论，即不管他是不是仁波切，是不是心灵导师，是不是外国人，他都是个相当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我甚至又开始在想，他是不是在利用西西莉亚，只为搞到她的土地和房子，他是不是比看起来要聪明得多，狡猾，两面派，那种来到美国，考察一下场面，凭直觉就把握了我们的灵性程度、我们的绝望和天真，剃了光头，买了几件袍子，就开始自称上师的人。我冒出一连串想法来。

“让你的粉丝们等着，你没有不安吗？”

他没有回答，显然正热衷于研究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市容市貌。

多好的市容啊！我见过美国很多地方，也在人生的各种时点去过欧洲、亚洲和巴西。读书时，每周两次，我在布朗克斯区一块贫穷片区的扫盲中心做志愿者。所以对城市衰败，城市萎缩，贫民区，或者不管哪个我们喜欢用来给贫穷的露肉伤口贴金的词汇，我并不陌生。但即便如此，我们见到的这部分扬斯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开进城区，我们路过一个又一个街区的用木板封住的住屋和商铺。倒闭夜店门外的生锈招牌、铁门和被严重损毁的栏杆；小巷里，似乎一个街区所有住屋（那些曾相当漂亮的人家）的二楼窗户都被砸穿。酒瓶和垃圾遍地都是，被丢弃的自行车架，湿的旧鞋，水沟里的背包。仁波切无法移目，我也是。

根据我们得到的指示，演讲在市中心的一栋楼里，就在要道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它，但那里也没有多好。你能看出，这里曾经是繁荣的市中心，有优雅的石头建筑和一条街心绿化带。但现在是成群被木板封住的倒闭的商铺，就好像某种可怕的传染病曾匆匆席卷过俄亥俄州的这一片——病症是烧焦的护墙板，掀开的屋顶，裂开的窗户，无人照管的下沉门廊——甚至都染指了砖石结构的市中心，让这里也蒙受重创。

经过所有这些悲伤画面后，我们来到西西莉亚信上的地址，那里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美丽女人，站在一处空停车位前的路边，表现出领悟的姿势。她瘦瘦高高，有十分迷人的大眼睛，穿一条及踝连衣裙，棕色的发辫几乎及腰。我们走出车外，她立刻上前对仁波切鞠躬，于是两条似被润色过的油光发亮的肉豆蔻色发辫，落在她耳边两侧。她直起身来，莞尔一笑让我想起妹妹，然后用两只手握住仁波切的手，说她很担心路上出事了。说着这话时，她看着我，努力保持微笑，但我能看出，她在为她的老师迟到21分钟的事怪我。我什么也没说。

她引领我们入内——不是我预期中的大礼堂，而是，在以前更美好的日子里，一处一定是个五金店或者小杂货铺之类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一切搬去中国之前，一个卖内衣给钢铁厂高管的妻子们的地方。现在这地方空荡荡的，只有8到10排灰色的折叠椅摆在开裂的漆布地板上。最前面，在一个两英尺高的自制舞台上，有一把看似尊贵几分的椅子，稍微高出地板——有人在这项成果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椅子旁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马克杯和一个小茶壶。聚集而来的观众，总共有18还是20个人，代表了美国的混杂群体：白人，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两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坐在前排。他们身后，是少数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要不就是刚毕业的。然后是一对雅痞，我讨厌用这个词。然后，不可思议的，是两排带着明显的贫穷印记的人——廉价衣服，没有笑容，姿势与表情中有一面显露出一种坚硬，一种疼痛，一种拉扯度日的重量。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印记。我们可以出于某种虚伪的礼貌起见，假装不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穷人长什么样子。任何有半点脑子的人都能分辨出真穷和假穷，穿破牛仔裤的艺术家，穿脏T恤的大学小屁孩。这些人是真正的穷人。

在路边迎接我们的扎辫子女人站在前面，确认了仁波切在椅子里舒服就座后，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明显是背过的：“今晚很荣幸请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灵性大师。”我就站在门口，发觉自己十分惊讶。这女人的发言在我听来是夸大其词——当然，夸大其词也是我编辑过的几十篇作者介绍的必要手法。我毕竟比她更了解仁波切，尽管他让我越来越感兴趣，尽管如果你无视他的无礼，把他当成一种文化解读的话，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心灵大师”还是不太符合一个不久之前才差点被好时之吻呛死的人；一个没有准时赴约而且似乎满不在乎的人；一个坐陌生人的车横跨半个国家还要骗人的人；还有，这个人或许还在欺诈一个天真善良的女人，这女人本身就是个真正的穷人，他还要拿走她合法继承的财产。

扎辫子的美女讲完后，礼貌的掌声响起，距离临时舞台最远的几排座位里，有人坐立不安。我没坐下，也不打算留下来听演讲。即便我知道，在黄昏时分的扬斯敦市中心散步这个选项有多没意思，也不想留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仁波切鞠了一躬，说他要以一个十分钟时长的冥想作为开始时，我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熘出门外，坐掉头里，研究地图，寻找西行的最佳路线。因为据我所知，他们会在那里拉起手念经，或者盘腿坐在开裂的漆布地板上，想象有能量光束沿着他们的嵴柱盘绕上升，就像光辉的巨蛇。不是我的风格。

车门紧锁，我在车里度过了诡异的一个半小时。当我看完地图后——花了总共四分钟——除了电台，没有什么东西来占据我的思绪，那一天我听够了电台。没有书或报纸可读，而且我承认，我害怕去散步。这是我以前每个星期去布朗克斯区遭遇的恐惧，尽管辅导时间在周六的清早，而且尽管在六年期间，没有任何不良事件（至少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仍是一个富裕的白人，身处一个贫穷的黑人街区，社会地位烙在我的车上、衣服上、脸上和一举一动之中，和任何贫穷的印记一样清晰，我感觉被人嫌恶，感觉内疚，容易受到攻击。类似那样的感觉几乎在我们驶过7号路上的扬斯敦边线时已经找上了我。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假设也有。这不是我们在工作场合谈论的话题，公司里的编辑和营销总监们——黑人、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多数住在曼哈顿，或者住在北边通勤火车能到达的郊区，从事运输和收发的人、搞清洁的人、助理们和保安员多半住在皇后区、布朗克斯区或者哈莱姆区的某些地方，那里的街头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意识到，我正踩在阴险的地面上。我意识到，我正在勾画美国人从不敢逾越太远的边缘话题，我在悄悄地涉足那些话题：尚存在一整块一整块的社区，那里，出租车司机拒绝进入；我们当中，还有人生活在我们耻于谈及的环境里，孩子们也以那种方式生活；我们的城市中有大面积的地区，像我这样的人（不只是像我这样的白人）干脆就不会去，是我们在时髦的市区小酒馆里小酌贵气的马提尼时，看不到也不愿去想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吃一顿饭的价格够这些美国人赚一个星期的。我们引用资本的流动规律为此开脱，要不就告诉自己，我们工作得更努力，或者正是社会的不平等起到了国民财富的刺激作用。都是很好的逻辑，或许。然而，我一直对我的生活和其他美国人的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不安。

我坐在车里，感觉就像被裹在一层难以名状的稀薄黏液里。静静地站在房间后面做个白日梦能有多难，我问自己。拉着某个陌生人的手几分钟，念念经能有多可怕？你不想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况且我才刚给仁波切上过美国式礼貌的课。

我还是坐在那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人陆续经过，全是男人，大多数人走得很慢，几乎拖着脚步，几乎是在寻觅，东张西望，就像在伺机浮现。日光悄悄熘走，然后这种孤独的阴霾从废弃的部分街区的黑暗中传来，经过店面里涌出的光亮，又再次回到黑暗中。几个人向店面里窥探。一个人甚至把脸贴近玻璃，站着观看了一会儿。没有人进去。

当我觉得演讲的主要环节一定结束了，而在我脑里高谈阔论、训斥我缺乏勇气与尊重的声音也越发固执时，我打开车门的锁，悄悄地熘回演讲厅。仁波切已经结束了正式的演讲部分，正在回答问题。

第一排的黑人长者举起手说：“早些时候，你说了一些我在你的书里没有读过的东西。你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不管怎样，你只能改变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半事情。或者类似那样的话。你能就那个话题细说几分钟吗，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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