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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第1页）

人们认识宣传的危害，首先是从它对个人独立思想的限制和腐蚀来着眼的，而这种危害则最终又必然祸及整个社会的公共说理。宣传为什么对个人独立思想有限制和腐蚀作用？为什么会危害公共说理？到底对公众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它们分别是：一、宣传灌输是与对话说服相对立的话语；二、宣传是非理性的影响力；三、宣传是欺骗和谎言；四、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宣传是与说服、说理对立的话语

宣传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说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劝导。说服的平等劝说表现在它对说服对象的三种不同功能上面。第一种功能是学习。说服者必须耐心地向说服对象提供他需要但不具备的信息、知识。说服者像是老师，说服对象像是学生。双方是平等的，因为双方都有对方才能满足的需要。说服对象需要的是真实信息和知识；而说服者需要的则是说服对象对他的正面回应（被说服）。

第二个功能是强化信念。当说服对象已经同意说服者主张的时候，说服所起的作用是增强信念和鼓励行动。例如，说服对象原本就认为无偿献血、当义工、为弱势群体捐助是好事，但自己并不一定有所行动。这时候，说服者成功说服，可以使他有所行动。

第三个功能是改变想法，这是说服最困难的一项功能。在死刑或人工流产的问题上，要说服对方改变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但不是没有可能，有论者指出：“一般来说，说服者知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说服对象能够从反对的方面得到信息，也会了解反对一方的主张。换言之，说服者知道，说服对象的看法、认识和行为的变化必须是自愿的。说服和被说服双方都必须觉得转变看法或主张对彼此都有好处。”

在双方有实际利益冲突时，说服会变得愈加困难，例如，要说服人们心甘情愿地拆迁，常常是非常困难的。说服者非常清楚，说服的改变功能是多么有限。这与命令式宣传一定要说服对象服从是完全不同的。宣传可以用简单的口号来命令，甚至粗暴地威胁。为了拆迁和发展有这样的宣传：“打死一切阻碍发展的‘拦路虎’，粉碎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为了计划生育，有这样的宣传：“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宣传是不需要理由的，说服必须要有理由，因为说服是说理，而宣传则不是。

宣传是一种体制性的话语，这种话语虽然看起来是从某些个人的嘴里说出（以报告、指示、文章、标语、口号等形式），但却是代表着体制、制度、机构对受宣传群众的指示、训诫、要求和命令。宣传发出的信息是不容协商的，因为它总是正确的；是不容提问的，因为它是居高临下的。宣传是聚合群众社会中散沙般个体的黏合剂，宣传的目标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本身就是“文革”时的一个宣传口号）。成功的宣传要代替群众的想法、统一他们的思想、指挥他们的共同行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宣传往往是不择手段的，而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虚伪和谎言。宣传的令人厌恶在于，你可以正当地迷惑和欺骗敌人，因为他们是你的敌人，但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你的朋友，你的人民。宣传能成功欺骗群众，不仅是因为伎俩高超，而且也是因为利用群众自身的心理弱点：轻信、盲从、偏执、冲动、狂热。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就曾问道：“为什么宣传挑动仇恨要远比激发友谊来得成功？”希特勒期盼的就是这样的群众，他感叹道：“那些统治不会思考的人民的政府是多么幸运啊。”正是由于希特勒充分掌握了群众的心理弱点，他相信，“只要巧妙而持久地运用宣传，就能让民众把天堂当成地狱，而把地狱当成天堂”。

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

许多对宣传的理论分析和批评都强调宣传的非理性作用。宣传诉诸感情，窒息理性思考，进而从心理上操控、愚弄受众。这种消除理性的宣传方式可以掩护宣传，让宣传者说谎而不被察觉。愚弄与谎言成为同时发生的事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历史根据。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宣传必须诉诸感情”。诉诸激烈的情绪和感情，这样的宣传让受众陷入不思考、无理性的被动接受状态。许多观察极权和一般宣传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民主主义理论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认为，宣传主要是运用象征手段，将感情与思想分离，并加以控制。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学校教育抵御宣传做出重要贡献的“宣传分析学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指出，“宣传家利用的是人们的感情”。

宣传利用群众的非理性、好冲动而起到蛊惑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早在19世纪末出版的《乌合之众》（1895）中就已经作了经典的阐述。他把“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三种手段确认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断言就是“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重复与断言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传染也是宣传所必须的，“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强调的是群众的冲动和由此而生的愚昧。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群众因感情冲动而被愚弄，这只是宣传有害的必要原因，但并不是充分原因。感情冲动与理性思考并不能决然分离，一个人动情、激动，不一定就等于已经被操纵、被愚弄。人冲动的时候确实常会失去理智，需要冷静下来，恢复理智。然而，接受宣传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并不能在一瞬间完成。任何人都不可能总是处于冲动的状态，总会有冷静下来的时候，冲动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宣传挑动感情有害，是就它挑动有害的感情而言的。这些有害的感情包括蛊惑和煽动阶级、民族或别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最强烈、最盲目的感情，也是发动暴力群众运动最必不可少的，如斗争地主、仇视外来思想、残害各种各样参与者自己心目中的“敌人”（“文革”中的当权者、老师、生活优越者等等）。仇恨的反面往往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或“无限热爱”。爱和恨是普通的人类感情，感情过分强烈会使人陷入不理智，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被导向了盲目的仇恨和崇拜，他们会成为非理性暴力的行使者和残害无辜者的工具。

因此，有必要分辨感情冲动的两种不同情况：一是过度，以致丧失理智和对他人暴力残害；二是对象有误，恨不该恨的，爱不该爱的，如“文革”中的盲目个人崇拜和红卫兵的暴力行凶。过度和对象有误的感情还会让人不能分辨不同对象间的区别，例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坏，但一经误导，变得过度和对象有误，就会变得分辨不清国家与政权的区别，也分辨不清民族和政党的不同，更有可能因此而变成一种仇外、排外、盲目自大的集体性歇斯底里。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被称为一种对朋友甚于对敌人的欺骗。越是本来对宣传者有好感的人，越是本来就可能接受宣传的人，就越是成为宣传蓄意欺骗的对象。对宣传有反感，本来就不信任、不相信的人们，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宣传，所以反而不是宣传的重点对象。

人们讨厌和拒绝宣传，一般是因为他们以为，宣传是不实之言或全假的谎言。但他们仍可能对“什么是谎言”和“谎言为何有害”缺乏了解。其实，谎言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故意不说真话，说话者自己知道说的是假话，但却还是在故意说假话。第二种情况是，说话者并不想说谎，他自己并不知道所说的内容是虚假的。这两种谎言的区别是“故意说谎”和“所说不实”。

有宣传意图和有说谎意图是不同的。是否故意说谎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故意说谎，可以用来帮助区分极权宣传和后极权宣传。极权宣传往往是“所说不实”。例如，相比而言，极权宣传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他们的信徒）基本上还是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一套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故意说谎。宣传者自己可以说是“真正的相信者”（truebelievers），他们要争取别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也成为同样的真正相信者。一般而言，“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许多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中有众多的真正相信者，他们宣扬党的政策路线（不管怎样变来变去），都是为了争取普通群众能够和他们自己一样去真正相信。因此，他们会细致耐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可以是谬误的，但他们自己相信，因此并不是故意引诱别人去相信他们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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