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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书单（第1页）

开书单永远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所谓“必读书”之类，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开青年必读书目，几乎演成事件，固然是因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等现实因素掺和其中，然而即使是承平之世、和谐社会，开一张没什么人挑剔的书单，也是千难万难，其难度不下于让全世界的人就“一生必须要去的十个地方”达成一致意见。一张书单总是需要的，就像旅行指南对旅游者而言必不可少，却永远不能让所有的读书人满意。

取巧的法子是放弃权威性，隐去“必读”之类易惹麻烦的字眼。眼前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凯里就是这么干的，在下面这段话里，他早早给自己留好了退路：“（我挑出的）这些图书入选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的价值’或体现了人类精神，或是其他类似的理由，虽然无疑有些书即使用这些标准来检验也是杰出的，我的选择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这些书给我带来快乐，我也希望其他人想起这些书就会感到快乐。”撕去“伟大”标签，标举“快乐”原则，都是给自己解套，表露“乐我乐以及人之乐”之意，这是放低身段。——当然，凯里先生并不认为自家是故作姿态的俯就，至少以他的表白，他的立场原本就是平民化的，这才有下面这段不乏攻击性的调侃：“有些专家编出一些‘伟大的书’的清单，不断出版。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清单是列给谁看的？当然不是给人类看的。它们更像是发给上帝的期末汇报，好让他老人家看看他的人间子弟是多么具有文化修养。”

我不知道过去读过的一本《一生的读书计划》是不是凯里先生的假想敌之一，这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陆出版，想来对许多中国读者，充当了西方名著的阅读地图。作者美国人费迪曼好像是位专栏作家，一部名著一篇文章，往往片言居要，寥寥数语而能曲中筋节，比各种文学史书里的描述更能撩拨阅读的兴趣。只是“一生”这样的大字眼限制了作者的自由：他挑出的只能是举世公认的名家名著。凯里的快乐原则以及“我只说我的快乐”的姿态给了他更多“偷欢”的机会，除了时间的限制之外（如书的副标题“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所示，他的书单一直开到一九九七年），他可以“一意孤行”而不必担心留下话把儿。他可以不管虚构非虚构，文学不文学，只要好看，游记、回忆录乃至批评著作都可入选，他也允许自己“避重就轻”，名家不选名著，偏到他们边缘又边缘的著述里去“披沙拣金”。比如D.H.劳伦斯，代表作为何种，《儿子的情人》抑或《虹》？专家、“粉丝”皆争论不休，凯里先生居然全然置小说于不顾，挑出他早年的游记《意大利的晨曦》。比如托马斯·曼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不挑《魔山》，不选《威尼斯之死》那样的名篇，偏偏推荐他作品中的异数，喜剧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理由是在此书中，“表达严肃主题的手段变成了嘲讽”，而“此手法达到了生动活泼的神奇效果——就像和一个刚喝了几杯酒的聪明朋友交谈一样”。拈出文学史上另类作家或名家另类作品的批评并不鲜见，往往事涉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认识，举其著者，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中的一些篇什，几乎勾勒出个人化的文学史另类线索。凯里先生着眼则不在文学史意义，他既不想“颠覆”，也不打算“重构”，他的选家眼光只基于一点（至少他这样声称），曰PurePleasure—这是书的原名。

尽管《一生的读书计划》与《阅读的至乐》选书标准、范围不一，要者阅读上“劝学”的目的则一，“宏观”地看，手法也一般无二，就一个字：诱。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我所知道的最恶俗的例子，是当年鸳蝴派杂志《礼拜六》的发刊词。最耸人听闻的一句后来作了广告语：“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计划》、《至乐》面对的并非小市民读者（《阅读的至乐》原是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写的专栏，想想看凯里面对的读者），当然不能如此吃相难看，一径诉诸读者可能的情色想象，何况所选书不论“伟大”与否，要皆在“高雅”范围，故其“诱”乃诉诸阅读本身的愉悦。即使隐然存着“必读”二字，标举的《计划》，也要向读者证明读书并非苦事一桩，事实上费迪曼的典重也在向快乐（或可读性）让步，我记得选乔治·艾略特的书，他就以更温婉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代替了公认的巨著《米德尔玛契》；书的厚度似乎也是一个考量，列夫·托尔斯泰更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就被《安娜·卡列尼娜》取代。《阅读的至乐》从书名到引言，在在点明阅读之为赏心乐事，作者更是在“诱”字上下足功夫，——其实对凯里这样的书评高手，说简单也简单，便是于不动声色之间，将所荐作品的妙处，表而出之：或是绝妙好辞的引证，或是故事情节的概述，又或著者生平轶事的勾连点染——引人入彀，左不过也就是这些材料——凯里总有办法调理得骨肉匀停（虽然并非篇篇精彩）。有时候他给你讲故事，比如：“书从雪地开始。劳伦斯正向南穿越蒂罗尔进入意大利。”“父亲去世时，高尔基才五岁，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他劈头给你一句不容分说的断语，比如写《那些不结果实的叶子》的一篇：“没有一个小说家能比阿道司·赫胥黎更聪明——在写作方面，整个人类都是如此——而这部小说又是他最聪明的小说之一。”有时候，他将我们引入某种现象的讨论，比如谈金斯利·艾米斯《幸运的吉姆》：“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聪明的女人，都不喜欢这部小说。”差不多每篇文章，他从一开始就撩拨我们，而不论怎样笔法多变，他的态度一概从容、幽默。这后面是他的见识和趣味。推荐书，写书评，趣味和见识，缺一不可，有见识没趣味，写成高头讲章，有趣味没见识，写出的不过是一堆花絮。两端占全，凯里即便复述故事也能与众不同。

说到趣味，凯里的审美宽度实在宽得可以，从叶芝充满神秘宗教体验的《诗集》到哈谢克有几分无厘头的《好兵帅克》，从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到乔治·奥威尔冷峻的《上来透口气》。不过他的书单仍透露出他的偏嗜，谈赫胥黎，大赞他的“聪明”，说伊丽莎白·鲍恩《巴黎之屋》，断言“影响读者最深的，是其中的智慧”，论奥威尔，道的是他“故作阴郁的智慧和乐于战斗的判断力”，甚至谈高尔基的《童年》，他留意的也是作家在叙述的可怕内容中注入的“幽默而达观的血液”。“聪明”、“机智”、“智慧”、“幽默”、“判断力”……凯里先生是一位“爱智者”，发现作者的“智”且大起共鸣，显然是他获得“至乐”体验的重要方面。阅读的快乐显然并非只有一个路径，尽可能地，凯里先生在书单里也向我们展示了阅读至乐的多样性。而唯有智慧，才能“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令我们的阅读具有宽广的包容性。

然而他可以为所荐书籍的水准拍胸脯，可以担保读这些书于他千真万确是至高的享受，却不能为读者从中得到同样的乐趣打包票。凯里先生悬“快乐”为鹄的，给自己定的标准实在不低：他将H.G.威尔斯小说《昏睡百年》中那个从昏睡中醒来的格雷厄姆设想为他的读者，此人于二二〇〇年那个已然没有书籍、四围人声鼎沸的世界中醒来，密集的人群令他精神近于崩溃，他哭求别人把他带到小屋里单独待着。接下去便是凯里的“创作”了——格雷厄姆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堆落满灰尘、早被遗忘的书，当然，是凯里先生为他选的，“这些书必须非常引人入胜，好让他忘记痛苦。它们必须启发他去发现自己内心的深度。它们还必须时不时让他笑出声来，好让他有继续活下去的渴望。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充满魅力，足以吸引门外一些略懂读写的未开化之人，他们将在格雷厄姆的帮助下让阅读在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里重新活跃起来”。凯里将这一切设想当作一场严格的测试，而他居然很自信地说：“我想我推荐的书都过关了。”想想看，他在他的“快乐”书单里塞进了包括T.S.艾略特、叶芝等人作品在内的十部诗集，甚至还有威廉·燕卜荪的批评著作《含混七型》。在“越堕落越快乐”的背景下，他的乐观委实令人生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照着他的书单去按图索骥，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一连串让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的作品里得到他所预期的“至乐”体验。也许凯里先生只该给自己的书打包票：即使我们不能登堂入室，读他的书本身也已经是一次轻松愉快的经历——他将指点门径变成了一种妙趣横生的艺术。至于他对这张书单的自信，他在荐书时频频使用的最高级形容词，我们不必过于顶真（说到底，真正的阅读永远是个人化的），文章艺术的游戏三昧，原本也就是阅读快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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