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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诗（第1页）

《万象》上有篇文章，记半世纪前吴奔星与郭沫若通信事。通信的发端是吴致信郭老，给他的诗《“六一”颂》挑错。吴信及郭的回复，全文引了，为说明问题，诗也引了。这样的引证我特感兴趣，因为从史料的意义上说，全须全尾，最有价值。

吴奔星的信写得很不客气，从“标题”到“逻辑”，从“文法修辞”到“语言的习惯”，最后到“全诗的结构及风格”，几将郭诗说得一无是处，总之“这首诗似乎是失败了”。不仅如此，信中还有归类和定性：“《‘六一’颂》这样的诗，本来是应酬诗中的应景诗？……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位诗人是以写应酬诗而成名的呢？”结末是要求郭将此信与答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原也就是当公开信写的，因信上加了“为《‘六一’颂》一诗给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的标题，等于是上门搦战。郭回了信，逐条反驳，原信上还多处加有批注，至于登报之请，他语带讥讽地说：“恐怕《人民日报》没有这样多的篇幅吧？”——以不客气对不客气，殊少礼贤下士之风。不过我倒以为这还属文人对文人的方式，没有反诬对手此举是要以攻击名人搏出位，反见出彼时郭老的可爱。

诗是怎样一首诗，不必说了，后来收集时大做删改，是不是与吴信有关也无关紧要，既然承认了就是代替演讲的应景之作，改了也未必就能如何。因想起郭老从一九四九到八十年代初怎样以诗的形式一路应酬下来。“大跃进”时他有一本《百花齐放》出版，好像是响应号召，在诗的生产上也要跃进，极短的时间里就写了多少首，虽然“反右”过去，“百花”云云，更像是讽刺了。及稍长，记得他填的两首词，一在七五年吧，其中有“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之句；一首在“文革”刚结束时，后来还弄成河南梆子，常香玉到处唱的，自然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狗头军师张”，都是“水调歌头”，所以印象特深。应酬诗古来就有，有应酬“私”的，也有应酬“公”的，不过很显然，将天下大势都亦步亦趋地应酬起来，并且发扬光大，白话旧体一起上，显然是后来的事。时势使然，翻郭老的旧账倒是大可不必。

旧体诗积淀深厚，于应酬上也更有传统，固即使是于“公”，也还是诗词来得便当。汶川大地震过后，曾有某省一位作协副主席填词一首，将中央的温暖、百姓的意志，一一应酬到了，结果在网上遭来一轮恶攻，委实有点冤。我想作者本无他意，应酬而已，而诗以应景，本是有传统的。我听说很多过去写惯了政治抒情诗或退休后学诗画的老人，遇抗洪抗震又或飞船上天之类的大事，便跃跃欲试地要作诗，因为难得碰到这样的诗料。其情形正如过去的秀才见了山川形胜，逢了良辰美景，便道“今日不可无诗”。酸秀才的诗常常酸气扑鼻，天下大势合应景、应时应事而作的诗是什么气息，却说它不清。

因为是从吴奔星的信说起的，所以最后还得回到吴先生。且说在上述小小公案过去大约半世纪之后，我读到过吴的一篇文章。给郭的信郭老“留中不发”，这篇文章倒是登在了当年指定的《人民日报》上，似乎是给一部诗集作的序，要不就是书评，诗的作者是位领导干部，吴文的评价“那是相当地高”。那位老先生的诗，我偶或也在报刊上见到过，平心而论，与作协副主席相比，一样地“合为时而作”，水平一点不差，不过誉之为“异军突起的诗人”，似也大可不必。何以半世纪之前吴先生读到郭诗期期以为不可，要起而捍卫诗的尊严，多少年后见到同样性质之作，却又不吝褒奖呢？我不相信吴先生的欣赏趣味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可能的情形是，彼时他仍将郭老视为诗人，也就以诗的命令相要求，后来则议论对象有所不同，标准是另外的。这没什么不对，好比运动员在公众场合说话，当然不能以外交家的标准去要求。好多老年大学都在教旧体诗词，老有所乐，也的确应该得到鼓励，只是干吗非得“异军突起”呢？吴先生已不在世了，写此文并无“问责”之意，只是觉得当年的信和后来的文章对着看更有意思，因为多少也可就知识分子几十年的心路或心气，提供一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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