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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儿（第1页）

有家出版社请我帮忙找些人缩写文学名著，我就找了过去的学生。很快就有个类于启事的帖子在他们的论坛里贴了出来：“一个活儿：世界名著的缩写本”，等着人来认领。我看了就想笑，一是书名文题，西式的法子即主题、解释性副题中间加冒号，现在是广为普及了；二是“活儿”一词的口语化乃至俚俗与命题式的正经之间的对比，有所谓“亦庄亦谐”的味道。不过关键则是以“活儿”来指称这一类的写作——谁曰不宜？

《现代汉语词典》上“活儿”有两解：一曰“工作（一般指体力劳动的，属于工农业生产或服务修理性质的），细～重～庄稼～干～”；一曰“产品；制成品，出～这一批～做得好”。可见过去“活儿”大都指与体力而非脑力更多关联的劳动或出品。将写作活动也包括进去，不知起于何时，个人化的使用肯定早已有之，广为接受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儿了。与之对应的是一些写作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定或重新认定，比如“码字儿的”（始作俑者，其为王朔？）、“写手”，等等。此种认定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然颇有距离，是作家的放下身段、“泯然众人”，倒也符合上面将知识分子划归劳动人民的精神。虽然事实上这里反映的乃是写作与市场的对接：是个“活儿”，就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码字儿换钱，养家糊口。

其实但凡写作上有追求的人，不管嘴上怎么说，心底是断断不甘将己之所出一概以“活儿”视之的。仿古人“学而为己”、“学而为人”之说，这里也有“为己”、“为人”之分，前者如从心所欲的写作，隐然有“传之后世”的那些就更不用说；后者则有更多孔方兄的作用，或者是循人之请，却不过情面的文字——可称为狭义的“遵命文学”，遵的是他人之命、市场之命，与鲁迅所谓“听将令”又自不同（因是听从更高责任感的召唤，自有其严肃性和崇高感）。二者事实上不可分，因为从动机上说，今人的写作真是冲着“藏之名山”去的，少有，发表了，就多少有银子的回报（清末民初刚有稿费一说之时，有人拒绝报酬，视为对己的亵渎，现在没有人做此想了）；而遵命的写作，只要是投入了，除去银子之外，写作者亦自有其他的收获。不过大体上“为人”、“为己”仍然可以划出道来。比如上举名著缩写，比如应命开的专栏，便可划入“活儿”的范畴。从结果一面去看，“为己”的写作是说不准的，不知有多少写作者的得意之作烂在手里；“为人”的“码字儿”则有保障，媒体、出版社是根据市场下的单，“活儿”早有下家或预期的下家，报酬通常还开得高。

接“活儿”不丢人，既然是自食其力，上焉者发了财，也属劳动致富。而且即使是“活儿”，也并非就不需要投入，只不过“为己”的写作，更重创造性，接“活儿”的投入则大体上是技术性的。有个熟人，宣称凡“活儿”，便只对其“技术”的一面负责。这话听上去有点不负责任，事实上却很是正经：既为“活儿”，创作余地不大，强调的正是技术性。在技术上打包票，岂不就是一种职业道德？“活儿”要干得漂亮——手艺人、好把式对自己就是这么要求的。

通常以为成名之后的作家就不接“活儿”了，其实不然。戴望舒译《爱经》，茅盾撰写《神话ABC》，都带有接“活儿”的性质，是稻粱谋，却又都是下了功夫的。前些时候读到黄裳的《也说汪曾祺》，其中引汪的信，也提到接“活儿”的事：

岁尾年初，瞎忙一气。一是给几个青年作家写序，成了写序专家；二是被人强逼着写一本《释迦牟尼故事》，理

由很奇怪，说是“他写过小和尚”！看了几本释迦牟尼的传，和《佛本行经》及《释迦谱》，毫无创作情绪，只是得到一点佛学的极浅的知识耳。自己想做的事（如写写散文小说）不能做，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无可奈何。

虽然不情不愿，《释迦牟尼故事》后来还是写了，我恰巧读到过“江苏人民”的一本名人传记集，邀约名家，各写一人，汪曾祺的一篇就收在里面，似乎只有两三万字。上世纪九十年代，汪已是名家，区区数万字，要花上这样的功夫，也就见出虽是没有“情绪”，还是不肯虚应故事。当然以现在的行情，这样的“活儿”，怕是已成名的人再不会这样郑重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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