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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写作（第1页）

1　狩猎者的道德

笔会。忘了何时何地，只记得行走在风景区里。谢大光老师由于发现了我创作方向上的明显调整，给出一句判断：“从此，你将抛弃、也被大众审美所抛弃，再也不会老少咸宜，不会受到普遍欢迎，你将走上一条偏僻的小众道路，甚至遭受非议，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瀑布盛大，从高处跌落、自杀的水，我的回答为了盖过喧响，音量比平常大，有点宣誓的调门：“当然！这是我选择的道路，我愿意为此承担代价。”

事实上，我的散文集销量不佳，从来没有受到过什么老少咸宜的欢迎；好在我的作品数量有限，不会频繁给出版编辑找麻烦。从来没有获得的财富放弃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我态度坚决。

不过，我倒是一直偏爱口音很重的文字，无论阅读还是创作。这使我偏离读者，更靠近往往只存活于边缘地带的真理或偏见。年少时候，像许多人一样，我或许有过类似甜软的糯玉米阶段。后来发现，为什么文摘类型的抒情散文得不到由衷的尊重？我想，它们更像是品德老师发出的声音，这些“对人生有建设性的故事”，励志，却也限制成长。正是“老少咸宜”的安全，使人丧失孤独的探险者才能目睹的极境。书写某种“真善美”的文字，我疲倦，体会不到挑战的难度与快意，几乎是被迫的放弃。我这只软体动物，想试试危险的压强。即使失去外在的舆论声援，我认了——与标准答案的出入，将是我遭遇的灾难或者自由。

写作是最孤独的劳动，我因此理解不够坚持的作家甚至放弃艺术原则，以谋求即刻显现的安慰或奖赏。当我们的精力越来越多用于创作之外的经营，以丧失文学尊严的方式来换取所谓声名的另一种尊严，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因为，艺术道德的受损，是权力的虚幻性所无法修补的——我们将被审美的王国所驱逐，部分或全部地，沦为机会主义信徒。我偏爱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几位诗人，写作让他们失去安全、自由乃至生命，而写作者的尊严，恰恰建立在这种“失去的勇气”之中。相比之下，太想从写作里赢得荣誉，反而失去写作者的尊严。多少中国当代作家曾幻想伟大得有如天堂建筑的作品，而今面对的，却是被推倒一片的作为残局的生活。

想想自己，我亦卑怯。我的转折不过是小数点后微不足道的调整，既不存在任何英雄主义色彩，也无涉受害者的心理反弹。好在，我的脆弱不至于如此不堪，能够承受得起一些贬义词和怀疑的句子。

知易行难。理论上想得通，落到实践，我难以摆脱局限，常常受制于善良所带来的软弱。所以我需要一边写作，一边校正自己。美，在今天不仅止古典主义的形式，现代和后现代意义的美，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未必使观众或读者感到愉悦，也许是不适、震撼，乃至对抗中的反感——但美，正因挣扎而得以扩大自己的疆域。我不想混淆概念，在强词夺理的态度中颠倒美丑，但至少，早非少年的我们应该承认，在理念上泾渭分明的美与丑，事实上存在着融合而难以言明的巨大交集。

我们描绘魔鬼的五官，并非由于爱慕，也许是为了通缉的需要。天才的美国小说家奥康纳说：“对魔鬼的充分认识能够有效地抵制它。”常常，对邪念矫枉过正而发育为美德。是的，那发酵的基础，正是尽力想被自身刻意隐藏和试图消灭的恶意。正如，之所以能形成清澈的雨滴，来源于最初的一粒灰尘。瞬间萌生的邪恶，常会惊吓到自己，于是进入无声的自律与自惩，并在自我恐吓中完成另类而有效的自我教育。那种恶念，重量那么轻，构不成辽阔黑暗，只是黑暗最袖珍的部分……宝贵得像一粒酝酿开花的黑种子。

写作，并不能使我们驾驭万物，我们愿望中的文字道德也无法统一世界。唯有诚实运笔，表现自身的混沌，我们才能把脆弱转换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唯有完成这个阶段，我们所追求和达至的温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毁之力。我知道自己写得并不好，如果说还能有点不一样，无他，得益于当初不算太晚的觉悟，以及不再犹疑的贯彻。

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伯格表达绘画中的“逼近”概念，也可广泛应用于整个艺术创作领域：“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当我们内心受到袭扰，创作上就很难保证纯粹。事实上，声誉这种东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铃铛，行动时带来夸张的喧嚣，将使我们无法捕获到猎物。合格乃至优异的狩猎者，视线里只有猎物，为了完成有效的捕杀，它无惧于追随猎物进入绝对的黑暗之境。没有左顾右盼的胆怯。唯有这种坚决和坚持，逃亡中的猎物才会被激发出最大的活力。写作者和他的题材之间，应该保持这种互为危险的生死关系；那些在凶险面前止步者，输于猎物的智慧，将饿死途中。

一只完美的猎豹，无意于顾影自怜地欣赏自己的体态与造型，无意于清点和折算皮毛上的钱币花纹，它在专注的追逐中甚至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猎豹。作为一只热衷模仿的野猫，我也耸立自己的背脊，让紧张的爪钩小心探出自己柔软的肉垫。

2　试错的散文

白话文运动以来，相对来说，小说无界，诗歌无界，各种形式和手法似乎都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而散文，有着内在的律法，比如篇幅短小，比如禁止虚构，等等。漫长时段里太过保守，所以几十年来原本敬陪末座的散文，变化可能就最大。仅仅这二三十年，我们就看到了曾经的“散文律法”从禁止到默许乃至纵容的明显松动。

散文不再是五脏俱全的麻雀，篇幅变长，不仅意味着字数增加，也带来结构、叙述视角以及意义上的变化可能。千字文时代，只能简笔勾勒；加长的篇幅，使散文能从乐器独奏，变成立体的交响乐。原来，散文习惯俯览和纵观，就像地图铺在眼前，写作者通盘布局、全知全能，使用潜在的过去完成时态，来进行描述和总结；现在局面复杂了，就像VR技术，写作者在游戏的迷宫里，呈现给读者逼真的场景带入感，这种正在进行时态的写作，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翻转。再比如说虚构，我们都承认写作需要经验与想象，但在散文领域，我们似乎更多地重视经验，忽略想象，两者的强弱明显，没有很好地平衡，甚至一些想象领域的审美问题被推到欺骗的道德立场去遭受判决。我们现在学习逐渐把想象与编造从虚构这个含混的概念里甄别出来。再比如，“形散神不散”，曾是散文自由精神的标志，它渐渐也成为一条内在的绳索，因为，可以形散神不散，也可以形不散而神散，或者形神俱散或俱不散。

我觉得，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散文一直在进行试错的努力：不让写长偏写长，不让虚构偏虚构。其实创作上难有什么算是真正的错，枯枝败叶也能让植物得以繁茂。散文的试错者，是不断试图逾越警戒线的冒险之徒，即使今天，他们被保守的批评家宣判为非法，也依然获得了越界带来的自由。

随着象征性的解放到来，新的问题出现。原来我们的突围有着具体路标，正是那些禁区标志。哪里不让通行，我们就试图从那里强行闯入。当散文作为笼鸟的时候，突围只有一个方向：外面。等被囚禁的鸟破笼而出，又该往哪儿飞呢？随着障碍被清除，领域被拓展，原来在局促之中形成的物理意义的团结，反而因为这种开阔得以瓦解。禁城之门被打开，队伍没有集合起来迁徙，而是在旷野中渐渐走散。

新散文、原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热衷命名的时期似乎过去了。事实上内部的分野始终就是存在的，既强烈又隐蔽，即使外表趋同，彼此之间也近于种属之别，有如鲨鱼和鲸鱼。艺术风格本来就难以被统一归纳，等从动物园进了丛林，自然成了游神散仙或游兵散勇，各自逍遥。

当初有针对性的破坏，如今变成丧失目标的追踪，我们大概只能凭借头脑里的磁极，凭借没有什么道理的天然直感，无论错误与否，继续盲目探索。从我个人创作来说，比较艰难。构思时，我心怀游刃有余的错觉；一下笔，是捉襟见肘的尴尬。我发现，即使没有外在的禁令，我自身的写作习惯也成为了新的铁律，更为僵化和难以突破。我必须尝试打破写作习惯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正确”，持续去“试错”——《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色皇后说：“你必须全力奔跑，才能待在同样的地方。”

散文是否拥有辽阔到沉重的自由？但愿自由，是背负的翅膀，看似增加，其实却减轻我们的体重，以便离开把脚踝拴在地上的那种引力。

3　盲目的自信

健康的人是自信的，他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安；而患病者的特征，是他格外意识到某样器官的存在……疼得全身好像只剩下牙，或者胃。当我们强调某件事物，可能因为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也可能，正因它隐隐地出了问题。“在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文学如何增强文化自信？”这样重要的问题，可能既反映了它的重要，也反映了它的问题。毋庸讳言，当代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比例实在算不上巨大，这是我们不情愿的难堪事实。

手段可以变化万千，但衡量文学的标准，还是需要遵行通约的法则。当我们的文学相对弱势，是不是发明另外一套评价体系就能重塑自信？中国足球不理想，是不是重建游戏规则，就能改变心理上的尴尬。比如体能不好，我们就规定中国足球可以只踢半场？可以上场25个人？禁区里可以用手辅助？或者越位进球有效？显然不行，所谓保持主体性，所谓文化自信，必须是在世界格局的前提下，并非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论是色厉内荏，还是掩耳盗铃，体现的都不是自信，而是虚弱。我们当然需要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里获取资源和营养，但它一定不是固步自封的禁地，尤其是在“天涯若比邻”的今天语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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