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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乾（第1页）

1910—1999

萧乾，北京人，蒙古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中央文史馆馆长。1986年获挪威王国政府勋章。著有《萧乾选集》（6卷）、《这十年》、《红毛长谈》、《萧乾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文学回忆录》等。译有《培尔·金特》、《好兵帅克》、《尤利西斯》等。

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

——谨向本刊作者读者辞行

即使仅仅是个奶妈，在辞工的时候，一股依恋的情绪不也是难免的吗？更何况是一个性子最急躁的小伙子呢？四年来，我如一个老管家那么照护这刊物；每期一五一十地拼配数字，抠着行校对，到月头又五毛一块地计算稿费。有时工作同兴趣把我由编辑室里扯出去，扯得很远。但黄河沿岸也罢，西南边陲也罢，我总还是把它夹在腋下；可以疏忽，然而从未遗弃。这一次，我走得太远了。平常对它，我很容易说出“厌倦”的话。临到这诀别的时刻，我发觉离开它原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一种近于血缘的关系已经存在着了——然而我又带不得它走。

当您翻着这份报纸时，我已登上了一条大船。这将是一次充满兴味的旅行，船正向着人类另一座更大的火山航进。我将看到更大规模的屠杀，那将帮助我了解许多。自然，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忘掉他报道的职责。意外，对他是求之不得的。这刊物从即日起便由《文艺》的另一科班——杨刚先生接手主编了。

（1）四年间

是四年前的今日，第一期的《文艺》在天津《大公报》上与读者见面了。回忆起来，象是很长时间了。这中间：个人，国家，全世界都有过惊心动魄的突变。历史便是这样向前延伸着。

做了四年《文艺》作者或读者的您，或许想知道我同这刊物究竟有怎样的因缘吧？首先我得承认，我是它几十几百个科班之一，它培养起来的一个不长进的孩子。远在一九三三年，当杨振声、沈从文二先生辞去大学教授到北平教小学，并主持本报《文艺副刊》时，我投过一篇叫《蚕》的稿子，那是除了校刊以外，我平生第一次变成铅字的小说，随后《小蒋》，随后《邮票》。直至我第六篇小说止，我始终没有在旁的刊物写过什么。那时我在北平西郊一个洋学堂上学。沈先生送出门来总还半嘲弄地嘱咐我说：“每月写不出什么可不许骑车进城啊！”于是，每个礼拜天，我便把自己幽禁在睿湖的石舫上，望着湖上的水塔及花神庙的倒影发呆。直到我心上感到一阵温暖的燃烧时，才趁热跑回宿舍，放下蓝布窗帘，象扶乩般把那股热气誊写在稿纸上。如果读完自己也还觉得可喜，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跨上那辆破车，沿着海甸多荒冢的小道，赶到达子营的沈家。

那时的《文艺副刊》虽是整版，但太长的文章对报纸究属不宜。编者抱怨我字数多，我一味嫌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先生正色说：“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像这样充满了友爱的责备的信，几年来我有了不止一箱。

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数目对我太大了，我把它退了回去。我问编者是不是为了鼓励一个新人，在掏腰包贴补呢？编者告我说，他给的不多也不少，和别人一样。

于是，靠这笔不多不少的数目，我完成了最后两年的教育，并且抓住了一点自信心，那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动力。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后，我便夹了一份小小行李，上了平津快车，走进这个报馆。那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号的事。

像我在一本小书的“题记”里所写的，那年夏天，北方是破纪录地酷热。大编辑室的窗户朝西，而且是对了法国电灯房的烟囱。太阳烤着，煤烟熏着。由于自己的教养趣味不同，对当时经管的刊物《小公园》的传统及来稿感到不舒眼。终于，在社长的同情谅解下，我辟了条舒服点的路。不幸，这条路没多久便和《文艺副刊》重复了。刚好那时杨、沈二先生因工作太忙，对刊物屡想脱手，便向报馆建议，索性将刊物改名《文艺》，交我负责。那以后，每次遇到难题，还不断地麻烦杨、沈二先生，而他们永远很快乐而谦逊地接受这麻烦。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不可做隐士。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水面上，莫沉底。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我目睹并亲自经历了大时代中一个报纸的挣扎。当日在华北当局委屈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正派话”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一份厄运。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赤化”、“反日满”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挂三角旗的地方。在上海，那环境更要复杂。除了应付那时文坛的四阵八营，种种人事微妙关系外，还要揣度检查官的眼色。那时新闻送检，副刊可免检。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当一位故都的作家责《文艺》下了海时，上海一些朋友却正指我们为“谪京派”；当进步批评界责备我们太保守太消沉时，南京中央党部的警告书也送到了。为了刊登陈白尘先生的《演不出的戏》，报馆被日本人在工部局控告了。这官司纠缠了许多时日，终于在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满洲国呢？”的严词质问下，才宣布无罪。

（2）苦命的副刊

有时在内地，我遇到编副刊的同行，谈到对他那版的意见时，我永远只能说“好”。这不是虚伪，我深切地知道编副刊的限制与困难。譬如昆明《云南日报》的《南风》，每期仅有三栏地位，没有比篇幅对副刊发展更严峻、更致命的限制了。三栏不够登一篇小说的楔子，为报纸设想，每期题目还要多，且不宜常登续稿，才能热闹。这是说，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一个编者如还爱好文艺作品，不甘向这方面发展，就只有陷在永恒的矛盾痛苦中了。

在这方面，一个杂志编者的处境要有利多了。技术上，他不必如副刊那样苦心地编配。一期副刊多了一百字便将挤成蚁群；少了一百字又即刻显得清冷贫乏。（一个整版的副刊就比半版省事多了，且易出色。）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一本杂志这期是多了一万还是少了五千，何况必要时封皮上还可以加上“特大号”呢！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个杂志编者象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象《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采。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寂寞地，忍劳忍怨地。

（3）《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刊物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最想避免的。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场，也不攻击。而且，所有杨、沈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不然我也永没有远处旅行的可能！）譬如最近我去滇缅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干系，我尽量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一切全往“非个人”的方向去做。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业便利窃取名利。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援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躲闪开。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的态度。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我们绝无意自诩他们是本刊的。不，他们是全中国文坛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们曾走在这座桥上罢了。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怎样龊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稿费划一，按页计算”这一技术上的改良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第二，文章至少象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地得到它低微促是平等的报偿。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改良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双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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