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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走在那片青山绿水间（第1页）

梅洁

1

我丈夫离去的时间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他是在回家的列车上离我而去的。

车过湖南怀化，我和儿子依然没能为他联系上氧气，我们绝望了，他也绝望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最后一次微弱地呼吸之后就不再呼吸了，他不再希望不再坚持不再挣扎了。车窗外是湖南怀化的一片山林、水泊，我的丈夫在那里与我们分手了，他的魂魄从此飘泊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我的断肠也从此留在那片陌生的山水间。南方北方五千里迢迢，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的头微微地侧着，右边的嘴角和脸颊挂着最后吐出的泡状白色唾沫，在此之前的一个小时，他一直在大口大口地喘息，大口大口地吐着这种泡状唾沫，儿子一遍一遍地为他擦掉这些唾沫。那时，我和儿子、侄儿（我兄长的儿子，十天前他从湖北赶到昆明来帮助我们）的心都在备受煎熬，我知道那煎熬我们的油锅里沸腾着的是我们滚滚不尽的眼泪——我几乎要给那个副列车长下跪了，我说你帮我的丈夫上一瓶氧气吧，再没有氧气，他都没命了！我抓着他的衣袖，号啕着，乞求着。他说下一站是湖南怀化，是个大站，他可以帮着联系一瓶氧气，但他又执意让我与他们的站长说好，同意让他上并通知他。我问你们站长在哪儿？他说在昆明。我知道，他又一次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煎炸了。他在我的面前竖起了一把天梯，让我攀越，可我却眩晕着瘫倒在梯下……

我绝望地回到车箱，丈夫在痛苦地挣扎，他呼吸的喘急使我想到了被浪涛抛在了沙滩上的鱼，沙滩炙热着，太阳干烤着，鱼痛苦地扭曲、蹦跳着，一把破鱼的刀扎在我的心上，鲜血淋淋啊！

我旋即又跑出去找列车长，我不想再求那位副车长。还是在上午九时，胸前别着绿色“列车长”牌证的男人曾非常痛快地答应过我，说到达贵州凯里时他帮我们上一个氧气瓶，我是看着他用对讲机通知了凯里什么人的。然而，车到凯里时，列车长又告诉我们，说没有找到四升八升十升的小氧气瓶，说医院的大氧气瓶不能上车，但他答应再联系下站湖南怀化。说话间列车就轰隆着开过了贵州凯里。过贵州凯里已到了中午，丈夫在高烧，在喘息。其实，清晨八点丈夫就已烧了起来，随行的军医、护士已在他的床头挂上各类药瓶，开始给他输液。侄儿跑来说，姑，姑夫问怎么还上不来氧气，他难受得厉害。我即刻跑回车厢，跪在他的床前，我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大把大把的泪水滴落在他蜡黄的脸上，滴落在他急剧起伏的胸上。我说亲爱的，你再坚持一下，三个小时后车到怀化，我们就有氧气了，列车长说给我们联系。丈夫闭着眼，痛苦地喘息着，没有说话。我知道我说这话时，我的心在淌血，淌血的心被高高挂在了悬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谁来救我的亲人？救我？我的呼救声微弱而无力，声声跌在悬崖下的深渊之中，我分明听到了那一声声跌碎的惨吟。

列车缝隙中钻进来的冷风在风化我的心，那血已在干涸……

我对副车长说，车长上午答应到怀化给我们上一个氧气瓶的。副车长说车长休息了，上午是他的班，下午是我的班。我说那我求你救我的丈夫了，我一定感谢你。我背转身掏背包里的钱，我发现我只剩下六百元钱了，我想把这仅剩的六百元钱给他，只要他能救我的丈夫。他还是坚持要我对他们站长说，他说按规定列车上是不许上氧气瓶的。他又说听你儿子说丹增书记帮助过你们，那就让丹增书记给我们站长打个电话，站长再给我打电话，事情就解决了。又说你没见我在凯里已经开始安排了吗？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一点了，可能联系不上任何人了；我说我丈夫的生命垂危，怕来不及这样无望的折腾了；我又说怎么与你们站长联系，有姓名和电话么，副车长最终没有告诉我怎样和他们站长联系，只说哪个领导都行，说完，他就消失在车廊里了。

我看见军医卢国良已在用球状人工呼吸器帮助丈夫呼吸，看见护士小闵为丈夫吸出的痰已是一管管粉红色的血水。情急之下，我给丹增书记的秘书小和拨通了电话……

2

八月三十日上午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十几位军医抢救我丈夫时，小和到了现场的。他对我和林副院长说，丹增书记给医院打了电话，但还是不放心，让我过来一趟。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对救我丈夫至关重要。我不认识丹增，更不知道丹增是云南省委副书记。三十日凌晨，我的丈夫已经呼吸衰竭，他已高烧到三十九度多，心脑静、柴胡都不能使他退热，医生给他注射了激素。之后他开始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湿了枕头、床单，湿了厚厚的被褥。他的生命之水雨一样淋了下来，河一样流了出来。流尽了生命之水的肉体开始变得石头一般冰冷，医生说他的神经末梢已不能循环，他的血氧量不足百分之五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随时都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他的“病危”是在两天前他住进医院时医生就向我下了通知的。

下午三时，我的两个儿子也从北京飞到了昆明。

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和死过又活过来的丈夫、和我的儿子们日夜沉浸在感恩你们救命的泪雨之中。

抢救开始时，医生们麻醉了我的丈夫，然后从他柔软的口腔向气管插进了坚硬的管子，然后上了呼吸机。一天之后，昏迷又意识朦胧的丈夫在万分的痛苦中拔掉了插进口腔、气管里的管子，医生们一阵忙乱之后，切开了他的喉部气管，安上了塑料管，此后，庞大的呼吸机开始从这个塑管向我丈夫的肺里压进氧气，脆弱的生命在被冷漠的机器牵携，也在被冷漠的机器挤压、强迫和操纵。我的丈夫无助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的鼻腔插进了吸食的管子，他的下身插上了输尿的管子，升压的药液输进了他脚上的管子，每天二十多个小时、五六千元的药液流进了他胸壁上的管子……我的亲人被粗粗细细的管子拯救着，可我觉着那些管子竟是一条条弯曲扭动的蛇，每日都在咬噬着我的心，我疼痛难忍啊。

他终于活过来了。

两天后，他从昏迷中醒来。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的眼神迷茫而恍惚。他急切地想说话，但切开的气管开放着，他发不出声来。护士递上来圆珠笔和铁皮记事簿，让他写。他的手颤抖着，他的胳膊绵软无力，他举不起一支细细的笔。但他还是执意要写，我只好扶着他的手，儿子把记事本举到他的脸前，护士保护着各种管子不致脱落，他艰难地开始写了。他写到“梅洁需要休息”，他居然知道我已三天三夜七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他在生命如此艰难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妻子！接着他又写“对不起”，然后用绵软无力的手指我、指我的两个儿子、指医生护士，然后他开始恸哭，咧着嘴、发不出声音的恸哭啊！泪水从他的双鬓滚落下来，我一生一世都没有看见过的我男人的眼泪啊！若不是万般痛苦万般伤心万般歉疚他何以泪水如河？内心坚强、隐忍、理性过人的他，何时何地何事让他流过如此的眼泪？我俯下身，搂着他依然英俊的头颅，我们脸贴脸泪叠泪心印心啊。我说亲爱的你要挺住要坚强治好病我们一起回家，他回应了“一起回家”四个字后便又昏了过去。

在发不出声音的十几个日日夜夜，他写了三十多次二十多页纸呢，他写得最多的字是“回家”。在陌生遥远的异乡，在天高地远的云南，病重的他最大的指望是“回家”，最沉重的焦虑是“回不了家”。伤心与疲惫摧残折磨着我，怕“带不回丈夫”的恐惧、焦灼和负罪感摧残折磨着我……

医生给他用了最好的消炎药，“泰能”、“舒普森”什么的，医生说若用这些王牌消炎药还控制不了他双肺的感染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然而，奇迹终于出现了，在抢救后的第五天，拍回的肺片证明他肺部的炎症已大面积得到控制，他的体温也已恢复正常，整个楼道都在欢呼：医生、护士、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拉着他的手说：爸，你的生命力真强，你的病一定能治好。他欣喜地点了点头，又写“快好快回家”。

3

然而，灾难之于我的丈夫又从潜隐走向突现，他的骨髓造血机能竟完全处于抑制状态，他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低到了可怕的极限，最低一次白细胞只剩下二千，血小板只剩下四千，血色素只有六克！于是，医生每四天给他输一次血，三天输一次血小板，战士的血战士的血小板啊。即使这样，输入的也跟不上消耗的。一年多来的放疗、化疗彻底毁掉了我丈夫的健康。

手术后一般人做三四次化疗都因承受不了巨大的痛苦而中止这毒害性治疗，可我的丈夫硬是不屈不挠地做了七次！他是太想让自己好起来了，他也太相信“小细胞肺癌对放、化疗比较敏感”的书面说教了！他把那本《肺癌防治》的书快翻烂了，他像中学生一样在那部书上划满了圈圈点点、红道蓝道啊！

那些天，昆明天天下雨，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凄凉，犹如我们凄凉的心。丈夫的病时好时坏，医生总在暗示我们：能走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啦！这暗示使我的心雪上加霜啊。儿子开始到昆明机场联系机票，但怎样求助都无法为他的父亲买上躺着的座位——非常奇怪的是，我的丈夫自这次病以来他坐不起来了。为了回家，他一次一次企图坐起来，但他坚持不到几分钟便颓然倒下，他甚至连抓住床沿往上蹭一下身子都不可能。

就在我们欢欢喜喜乘坐医院救护车到达机场之后；就在一阵慌乱、机场急救中心给充满十二袋氧气收我一千二百七十元氧气费之后；就在把我的丈夫连同氧气一起转到机场救护车并进入绿色通道之后；就在我和儿子、侄儿大包小包逃难一般穿越人群央乞让路直奔检票处且已到达登机口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拉我丈夫的救护车，没有看到护送他的担架。登机口人员用报话机联系，说丈夫那边已经被停止登机，因为氧气不准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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