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书包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1页）

在通俗小说各个类型之间的互动消长中，侦探小说“付出”多而“收入”少。其主要原因是侦探小说类型化程度较高，类型特征是其生命线，没有侦探，没有疑案的侦探小说是不能成立的。突出类型特征的内在要求决定了侦探小说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兹韦坦?托多罗夫曾列举了八点侦探小说的类型特征：

1．小说最多只该有一个侦探和一个葬犯，最少有一个受害者（一具尸体）。

2．罪犯不应该是一个职业犯罪者，不能是侦探，必是为了一些私人理由而杀人。

3．爱情在侦探小说中没有位置。

4．罪犯具有某种重要地位：a）在生活中：不是仆人或贴身侍女。b）在书中：是主要人物之一。

5．一切都须以一种理性的方法来解释：幻想作品不被接受。

6．心理描写与分析并不重要。

7．必须遵循连续的同一性，至于故事中的情况则是：“作者：读者=罪犯：侦探。”

8．必须避免平庸的境况与结局。（9）

上述八点概括并不十分准确，擅长理论发明的托多罗夫显然对侦探小说史尚未熟稔到专家的程度。但这个概括却大体上合乎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印象”。可以一眼看出，这八点“印象”充满了否定词和限定副词，也就是说，排他性极为强烈。这意味着，侦探小说是一种技术化要求很高的艺术。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作者只要知识广博或有某项专长即可，而侦探小说的作者却非得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才行。所以，尽管有人说“侦探小说的历史和侦探的诞生都起源于《圣经》”（10），但真正成为一个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却公认是到1841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1849）的《毛格街血案》（TheMurderintheRueMorgue）才起步。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始于晚清，水平虽然幼稚，但类型意识很浓。1906年吴趼人辑34则笔记为《中国侦探案》，实乃公案变体，并非现代侦探，吴趼人尚订凡例六条，按他所理解的类型特征，严加删削，“所辑各书内所载事迹，或不仅如所辑者，则其前后事，皆无关于侦探，故皆不备录。”（11）也正是类型的技术要求太高，清末民初一大批涉笔侦探创作的作家不数年内便纷纷知难而退。

刘半农云侦探困难，作侦探小说亦大不易。”（12）中国第一份侦探小说刊物《侦探世界》只办了一年就因稿荒而关市大吉，赵苕狂在最后一期的《别矣诸君》中说：“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小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都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一直坚守侦探小说这个码头的实则只有程小青、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而已。故现代侦探小说的繁荣程度，并不如某些书中推许得那么高。还是范烟桥先生讲得比较客观：“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并不甚盛……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的为多。”（13）

侦探小说与社会言情、武侠相比，“并不甚盛”，这不能仅从类型特征上去找原因。同一时期欧美和日本的侦探小说都“甚盛”，欧美侦探小说到二战前，除正统派外，还衍生出神奇、荒诞、幻想、犯罪、惊险、科幻等多种次类型。而中国只有“东方福尔摩斯”和“东方亚森罗平”（14）两个主要模式。此中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土壤”。中国的现实社会科学与法制都不够昌明，缺乏一个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因此，中国作家的侦探故事大多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来自外国作品的启发。而在借鉴外国侦探小说时，中国作家有两点偏误。一是把侦探推理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简单地归结为“启智”，企图以小说来作科学精神的宣传品。程小青说：“我承认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教科书”。（15）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读者阅读侦探小说的消遣动机。意大利学者莱奥纳尔多?夏夏论道：

一般的侦探小说读者以及这类小说的最好读者，简单地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侦探的对手，并不想预先解答问题，“猜出”谜底，查出作案人。而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作者也努力避免读者积极参与侦査，为此他们给侦探配备一个戏剧中所说的“配角”：一个副手或者朋友，他表达的是普通人、普通读者的思想、疑惑或猜测…（16）

“启智”大于“移情”是第一个偏误。第二是把本来不够充分的“移情”功夫集中到情节上，忽视人物塑造，从侦探身上看不到时代性与民族性，不了解外国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其实不是凭空而降的英雄，而是与其所生长的“典型环境”有着丰富的血肉联系。阿蒂利奥?贝尔托卢奇（17）论述世界三大名探时说：

如果说杜邦（18）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主人公，克夫是维多利亚王朝范围内的一个喜剧丑角，那么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已经是一个用长长的白皙而敏感的手指把针头旋进注射器，以便给自己注射多少多少剂量的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液，并且到音乐会去聚精会神地欣赏德国音乐的唯美主义者了……

可惜至今中国学者仍不理解这一点，还认为中国的霍桑“不打吗啡针，只吃吃香烟，没有抽上鸦片烟。在程小青笔下，霍桑比福尔摩斯更占军”。（19）

这一“完美”的代价是失去血肉，作家的创作始终竞争不过自己的译作。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低潮阶段，到了抗战时期，现代侦探小说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视野的拓展。

抗战以前，侦探小说作者在理论上并非不重视社会内容。例如程小青的《请君入瓮》中讲道：

我又想起近来上海的社会真是愈变愈坏。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们的心脏。一般虎怅们依赖着外力，利用了巧取豪夺的手法，榨得了大众的汗血，便恣意挥霍，狂赌滥舞，奢靡荒淫，造成了一种糜烂的环境，把无量的人都送进了破产堕落之窟……

但是在创作实绩上，情节仍然是作家们的第一兴奋点。张碧梧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20）张碧梧闭门造出的险笔都有几分勉强，他又想出一个办法，把外国作品的人名地名缩短为只有两三个音，“仿佛是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这导致侦探小说与中国社会进一步隔膜。他们把《福尔摩斯探案》奉为至宝，却不明白“这些故事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对读者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福尔摩斯所处时代的生活、社会情况以及风土人情等。因此，有些人还通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研究书中人物的原来模特、当时的铁路情况等”。（21）即使被誉为中国柯南道尔的程小青，也多把案情集中在中国家庭内部，有时把气氛渲染得“山雨欲来”，最后却不过是家中某个成员的恶作剧。因此，拓展社会视野，是侦探小说的一个迫切课题。

如果说抗战以前侦探小说的盟主要推程小青的话，那么到抗战时期侦探小说风格变化的代表作家则要数孙了红。

孙了红20年代即开始侦探小说创作，但到抗战时期才进人他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这里比较一下他两个时期的两篇名作——《燕尾须》和《囤鱼肝油者》，以见其社会视野的拓展。

这两篇作品的可比性在于，它们不但都是成功的名作，而且后者是根据前者重写的。《燕尾须》1925年9月发表于《红玫瑰》第2卷12、13两期，小说分三节。第一节“疑云叠叠”，写珠宝商杨小枫在昏沉状态中人一菜馆，发现浑身装束已被换过，并且自己的燕尾须不翼而飞，面容年轻了十岁。旁边有一青年反复提醒“有人要和你过不去！”又见一凶汉虎视眈眈，杨小枫担心被绑票，结账而出，却摸到袋中有一手枪。这时几人扑过来，杨小枫开枪不中，失去知觉。第二节“太滑稽了”，写杨小枫苏醒，发觉被铐在室内，有两人在谈抓获他的经过。杨小枫得知这里是警署，便申明身份，不料反被认为是冒充和做戏，断定他是某巨犯，百口莫辩，尤其是没有燕尾须作证，一筹莫展。第三节“最新绑票法”，写次日晨杨家乱成一团，忽来一青年自称绑匪，以燕尾须为凭，索五万元而去。杨小枫的五个同行得到匿名信，前去保出杨小枫。大家猜出是鲁平所为。鲁平致信杨小枫，说明因杨宣布要联合警界捕捉鲁平，特此报复，教训杨“以后勿大言，勿管鲁平的事”。故事结束。

这篇小说显然是以有趣的情节取胜，要捉人者反被人捉。结构近于传统的“谜语小说”，主要篇幅用来描写杨小枫的可笑的窘态，但杨并不令人可恨，反倒令人有几分同情。鲁平的出场很简略，顺利得钱而去，其“绑票”动机，仅是为了报复加恫吓，虽借警署之手，却也与真正绑票相去无几。社会意义在文本中基本没有位置。

写于1943年的《囤鱼肝油者》在《燕尾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动。小说没有分节，只用空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开头是较长的评述性叙述干预，使用“你”、“你们”直接与受述者交流。然后夹叙夹议地展开故事，其中一段写道：

记着，这故事的发生，是在时代开始动荡的时节。都市之夜不也正自钻进每一颗人心。于是，在这一种晦暗的背景之下，却使我们这个晦暗的故事，更增加了一重晦暗的色彩。

在不断渲染的时代的晦暗中，主人公余慰堂迷迷糊糊走在街头，作者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他种种混乱而模糊的心理状态。在迷蒙与恐怖中，有个声音指引他走进咖啡馆，作者继续展现他混乱的感觉和回忆。那个声音提醒他留心，结果他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换了装束，而且“最尊贵的八字小须失踪了”！作者介绍余慰堂“是这个镀金大都市中的一个老牌闻人”。这时有一凶汉进来，余慰堂感到危险，结账离去。在衣袋中摸到一支手枪。几个人追来，余慰堂开枪不中，被抓上汽车，失去知觉。

双程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三部)  如意菩提  空山疯语  娘子进错房(完结) 胡妍  有情菩提  降谷零：太阳落入月亮怀里  长尾理论  47楼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  黑色的孤独  紫色菩提  血统  星月菩提  凤眼菩提  幸福了吗？  痛并快乐着  拈花菩提  秋千的私语（散文卷）  清凉菩提  红尘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