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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悠闲（第1页）

这个题目呢，我认为自己确实能够胜任。我小时候有位先生教我接受知识的洗礼，每学期收九几尼学费——没有额外多收，他常说，从未见过一个花费时间更多而完成作业更少的学生。我还记得可怜的祖母有一次在讲解祈祷书的用途时偶然说过，我极不可能去做许多不该做的事，然而她深信不疑的是，每一桩该做的事我都会丢下不做。

亲爱的老奶奶的预言，我恐怕或多或少连一半也未实现。老天救救我吧！我虽然很懒，但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然而从许多不该疏忽而我却疏忽的事来看，我却完全证实了她判断的准确。安享悠闲一向是我的优点。我不能把它归功于我自己——这是一种天赋。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寥寥无几。懒惰的人和慢条斯理讲课的教师多的是，但是真正的闲人却很罕见。他并不是手插衣袋、没精打采、到处闲逛的人。恰恰相反，随时忙得不可开交倒是他最惊人的特征。

没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不可能充分享受悠闲。假如无事可做，那么不干事就并无乐趣可言。浪费时间便成了唯一的消遣，而且是最令人精疲力尽的消遣。悠闲好比接吻，一定要偷来的才香。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那时害了一场重病——我压根儿看不出得了那么严重的病，不过是重感冒罢了。但我想病情一定非常严重，因为大夫说我一个月前就该去找他，还说如果这病（不管是什么病）再持续一周的话，他就不能对后果负责。这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可是我从不知道有哪位大夫因治病而吃官司的，不过这也表明再耽搁一天，治疗就会毫无希望。我们的医师、哲人和朋友都像闹剧里的主角，总是恰巧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舞台上，既不早也不晚。这是天意，现实生活就是如此。

好，我刚才讲啦，我得了重病，要我去巴克斯顿住一个月，并且严禁我在此期间做任何事。“你需要的是休息，”大夫说，“彻底的休息。”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前景。“这个人显然了解我的病情，”我说，心里为自己描绘出一段快乐的时光——四个星期的安逸生活，其间一点点小病。病得不太多，但恰到好处——足够使人有点儿受苦的滋味，使生病富于诗意。我可以很迟起床，一口一口地抿巧克力，穿着拖鞋和睡衣吃早餐。我可以到花园里的吊床上去躺着，阅读结局悲惨的感伤小说，直到书本从我疲倦的手里滑落掉下，而自己就斜倚在那里，两眼轻柔地凝望着深蓝的天空，看羊毛似的白云像船上白帆一样在天空深处飘然而过，耳边听着小鸟愉快的歌唱，树叶刷刷的低语。或者，因身体虚弱，没力气到户外去，我便背靠枕头坐起身来，面对着底楼前敞开的窗户，露出一副消瘦而引人注目的面容，因此凡是经过这里的漂亮姑娘都会发出一声叹息。

此外，每天两次还要坐着轮椅到下面柱廊疗养所去喝矿泉水。啊！那种矿泉水！当时我对那种水一无所知，还以为这主意蛮不错呢。“喝矿泉水”听起来又时髦，又高贵，所以我想我应当喜欢它。可是，呸！喝了三四个早晨就简直无法忍受！山姆·韦勒[1]形容这种水“有一种热熨斗的味道”，他还没有把那种令人恶心的可怕味道描绘出来。如果说有个办法能促使病人迅速康复的话，那就是告诉他每天得喝一杯这种矿泉水，直到身体复原为止。我接连六天都喝纯矿泉水，险些儿送了我的命。不过，自那以后我就采取一个对策，就是喝完矿泉水后马上再来一杯浓浓的白兰地加水，这样才觉得痛苦减轻了不少。从此各种杰出的医学专家都一再告诫我，酒精一定把矿泉水中铁的作用完全抵消了。我很高兴幸好做得对。

然而“喝矿泉水”仅是在那可纪念的一个月里我所经受折磨的一小部分，而那一个月，没有例外，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在其中最好的日子，我虔诚地遵循大夫的指示，任何事都不干，只是在屋子和花园四处闲游，每天坐轮椅到外面去消磨两个小时。这一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生活的单调。坐轮椅闲逛令人感到的兴奋劲儿——特别是你不习惯于这种令人振奋的运动——比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看来要强烈得多。坐在轮椅上心里随时都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这是局外人体会不到的。他时时刻刻都确信，最为担心的事就是翻车，每当前面出现一条沟或一条新修的碎石马路，这个信念就变得尤其鲜明。他预期着来往的每辆车都会撞在他身上；在上山或下山时总是不知不觉马上产生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料想——看来完全有此可能——掌握他命运的那辆脆弱的车子竟会失去控制，撒手不管呢。

但不久，即便是这种消遣也不再令人精神振奋，而无聊的心绪又叫人完全无法忍受。我觉得我的心在这种压迫下退却了。它不是一颗坚强的心，所以我认为使它负担过重并不明智。因此，大约在第二十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便迈步直接前往坐落在金德斯考特山脚下的海菲尔德——那是一个欢乐而繁忙的小镇，到达那里要经过一个美丽的山谷，那山谷里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女人。至少她们当时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在桥上不期而遇，我觉得她向我一笑；另一个是站在敞开的门边，正在亲吻一个脸色红润的婴儿，进行一桩无利可图的亲吻投资。但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我敢说，自那时以来她们俩已变成体态臃肿、脾气急躁的娘儿们了。返回的路上，瞧见一个老头儿在砸石头，这事激起我十分强烈的欲望，也想使用一下胳膊，因此一口允诺请他喝酒，好让我来代他干活。他是心地善良的老人，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便把积蓄了三周之久的气力全用来对付那些石头，半小时干的活儿比他一整天完成的还多。可是这并没有引起他的嫉妒。

大胆尝试了这一回，我便愈来愈放肆，每天早上出去进行长时间的散步，每天傍晚则到凉亭去听乐队演奏。但不管怎样，日子还是过得慢腾腾的。最后一天到了，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于是旋风般离开了那个治痛风病、结核病的巴克斯顿，返回伦敦，伦敦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严格而苛刻的。傍晚火车驶过亨登，我抬眼瞭望车外。大城市的上空一片火红的闪光似乎在温暖我的心；后来我雇辆马车嘎吱嘎吱驶出了圣潘克拉斯站。这时，往日熟悉的嘈杂喧嚷正在四周逐渐蔓延，听起来竟是多日以来从未听见过的最美妙的音乐。

这一个月的悠闲我确实没享受到。我喜欢在不该悠闲的时候来一次悠闲，而不是在悠闲成了唯一非干不可的事情的时候。这是我愚顽的天性使然。在桌上的催款信堆得最高而又必须在下次邮班前作出答复的时候，我最喜欢背靠炉火站着，一面计算欠账有多少。晚上有一大堆工作要做的时候，我喜欢在饭桌上磨蹭得最为长久。如果由于某种紧急原因，第二天早上应特别早起，那么正是此刻，比了其它任何时候，我都爱在床上格外多躺半小时。

啊！侧身又入睡：“只睡五分钟”，那是多么香甜呀。除了主日学校那些“儿童故事”里的主角外，我不知道有谁会自愿起床。有些人要他在适当的时刻起床，那简直就是办不到。假如八点恰是他们该起床的时刻，那么他们一直要睡到八点半。假如情况有改变，八点半对他们够早的话，那么要到九点才能起床。他们就像某位政治家，据说他总是迟到半小时，准确得很。他们尝试所有各种办法。购置闹钟（这是一个巧妙的发明，它总是在错误的时刻鸣响，把错误的人吵醒）。吩咐萨拉·简来敲门唤醒他们，到时候却咕哝着说：“走开！”然后又舒舒服服继续酣睡。我认识一个人，他确确实实起了床，而且还洗了个冷水澡；但即使如此，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他为使身体暖和，后来又跑回床上去了。

我想我自己倘若一旦起身，准能不再回床去，我发觉最难的是把脑袋从枕头上挪开，头天晚上下了再大的决心也无法更容易办到。我消磨了整个晚上，然后对自己说：“好啦，今晚我不想再干任何工作；明天早晨早些起床”；于是下最大决心非办到不可——当时确是如此。可是第二天早上对这个想法就不太那么热情，心想要是昨晚不上床睡觉，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于是想到穿衣的麻烦，而且这事考虑得愈多，你就愈想把衣服脱掉了事。

床，这个模拟的坟墓，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我们只消把疲倦的躯体四肢往上面一躺，就会那样悄然无声沉入寂静，得到安息。“床啊，床啊，甜蜜的床，对于倦怠的脑袋你就是人间的天堂，”正如可怜的胡德[2]所吟唱的，对我们这些躁动不安的少男少女来说，你就是仁慈的老保姆。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淘气的还是听话的，你都一概搂在你那慈母般的怀抱里，把我们任性的哭叫一一止住。身强力壮的人有重重忧虑，身患疾病的人有种种痛苦，小姑娘为了不忠的情郎而哭泣——我们这些人都像小孩子一样把疼痛的脑袋靠在你雪白的胸前，你就轻轻地安抚着我们进入梦乡。

在你转身离开，不愿安抚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苦恼确实烦人。不能入睡时，黎明的到来似乎是多么缓慢啊！哎！那是多么可怕的夜晚，我们翻来覆去觉得浑身又发烧又疼痛，我们像死人中间的活人躺在那里，瞪眼凝望着那些黑暗的时光在我们和光明之间那么慢吞吞地流走消逝。哎呀！还有更可怕的夜晚，我们痛苦万分地坐在另一人的身旁，时不时地听见炉火里燃完的灰烬忽然落下就吓一大跳，而时钟的滴答声则似乎是一把锤子正在把我们守护着的这条性命不停地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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