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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期（第1页）

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会过期。凤梨罐头会过期，感情会过期，大闹“立法院”的追诉时效同样会过期。

2006年10月24日，李敖头顶防毒面具、一脸诚恳地向台“立委”们痛陈：军购的后果很严重。正说话间，李敖掏出蓄谋已久的催泪瓦斯连喷八次，一干绿营的“立委”大呼小叫，边撸鼻涕边退席，发誓要严惩李大师的恶劣行径。12月25日该案被移送纪律委员会，转眼到了2007年3月23日，也就是三个月追诉时效的最后一天，谁料36位纪律委员会委员只有两位露面，眼睁睁看着李敖得志便猖狂，对着摄像机大放厥词：“谁敢惹我李大师？”

“时效”，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本义是“在一定时间内能起的作用”，引申义指“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的有效期限”。

显然，时效的功能在于为所有的行动者都设立了一个共同标准，但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达成预期的效果，一过死限，就必须放弃，即使不舍，也不能纠缠。可是，凤梨罐头过了保质期会变质，大闹“立法院”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对于没有保质期的东西仍旧设立“时效”，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放弃”或者“遗忘”这个行为合法化。

人天生擅长合理化。以“时效”的引申义为例，为什么要给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规定有效期？法理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一长串合情又合理的理由：要维护安定团结，要节约社会成本，要有利于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提高办事效率……危害一方的刑事案件尚可以追诉时效的名义合法放弃，遑论大众民主时代的一场政治秀？

在即用即扔的快餐时代，催泪瓦斯事件前后历时近半年，于李敖而言，已经赚足了眼球，末了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无疑是再完满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轻率断言那些缺席到会的纪律委员们就是彻头彻尾的孬种，在这样一场由于丧失先机、进而节节败退的政治秀中，以不作为的方式去终结它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须知追诉时效过期的另一面就是炒作时效过期。就此而言，那些拒绝到会的纪律委员们不是在放弃对李敖的追诉权利，而是在放弃这一回合的游戏，题外之义是：这一局我认栽，咱们重新来过！

随时可以“重启”是大众传媒时代带给政治人物和娱乐明星的最大福音——无论上一局是一败涂地，还是彻底死机，由于观众的遗忘速度是如此之快，所以你随时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最近的一个经典个案是璩美凤，在性爱光碟公开发售之后蛰伏六年，这个女人选择回归媒体，加盟某电视台当起了新闻女主播。

米兰?昆德拉在《慢》中讲述了一个人们经常熟视无睹的场景：当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此时他突然要回想什么事情，就会机械地放慢脚步，反之，如果他想要忘记刚刚碰到的倒霉事儿，就会不知不觉地加快走路的步伐，仿佛要快快躲开在时间上还离他很近的东西。昆德拉的结论是，上述现象暗示出思想与速度的秘密联系，他把这一联系总结为存在主义的两个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昆德拉说，从这个方程式可以推断出各种各样的原理，比如说：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当然，这个论断可以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

无独有偶，在批判电视媒体的文化影响时，皮埃尔?布尔迪厄也提到了思想与速度的关系，他说：“电视引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思想与速度之间的关系。”齐格蒙特?鲍曼对此的评论是：“这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在电视面前必须飞快地思考，他们很难有时间来关注思想，并反思和比较论据的说服力。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快速交流的世界中，如果在说出一个句子之前没有时间暂停和思考，那么，‘公认的观念’无意中就获得了特权——这种观念是价值不高的观念，大家共享的观念，不会也不需要思考的观念（因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它们像公理一样，是不需要证明的）。”

正因为人们善于遗忘，必须遗忘，所以我们给任何事物都贴上“时效”的标签，时刻准备着遗忘和放弃。事实上这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就是对变化的一种殷殷期待，当你以时速175公里疾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时刻准备着”。反之，静止既不需要“准备”，更用不着“时刻”，因为它是时时刻刻、始终如一的。

赫拉克里特说现象界“一切皆流、无物常驻”，现代人对于速度和变化的痴迷表明了现代人总是习惯于停留在“现象界”。对现代人来说，变化是高贵的，而不变则是保守乃至无能的表现。这种对待快和慢、运动与静止的不同态度彰显出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差别。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希腊人并不耽溺于中庸之道，无论是在他们的理论上或是在他们的实践上。赫拉克里特认为万物都在变化着；巴门尼德则反驳说：没有事物是变化的。”这个论断一如罗素的许多言论那样深刻又偏颇。赫拉克里特的确主张万物处在流变之中，“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就是他的名言，但赫拉克里特重点要说的却是后面这个观点，这种变化是根据不变的规律（逻格斯）而发生的。因此，就“道”不变而言，赫拉克里特与巴门尼德的差别没有罗素说的那么大。

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后来提出了四个让普通人瞠目结舌的悖论，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基里斯（古希腊著名的长跑运动员）追不上乌龟，基本想法是：“在赛跑的时候，跑得最快的永远追不上跑的最慢的，因为追赶者首先必须要达到被追赶者的出发点，这样，那跑得慢的必定总是领先一段路。”这个悖论对于通晓极限概念的现代人来说似乎有些无厘头，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只是炫耀自己的数学知识，而是试图同情地了解古希腊人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体认到芝诺的良苦用心其实是在论证他老师的基本观点：没有事物是变化的。或者，换一个说法：运动是虚幻的，只有静止才是真实的。

静止相对于运动在本体论上的优越地位，会映射到伦理学上，于是古代人就认定静止是高贵的，而运动是卑贱的。这个想法如此地合乎常情，以至于它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哲学观念，而更像是一个常识。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这样论述静止的优越地位：“物体不受外力干扰，就会处在它该处的位置上，这是它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高贵的状态。”据说当年哥白尼为日心说提供辩护时，其中一个理由是，太阳比地球高贵，因此，静止不动的应该是太阳而不是地球。

静止是高贵的，反过来可以说，高贵的总是表现为静止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人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闲暇，能够极好地去利用闲暇。每当行驶在类似于露天停车场的三环路上，我对于那些急匆匆、曲里拐弯不断超车和加塞的车主总抱以善意的同情，这些人之所以不停地在与时间和速度抗争，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字典里没有“闲暇”这个词，他们的所有时间安排都是不由自主的，都是被其他人——顾客、老板或者女友——所决定的。他们没有闲暇，有的只是“时效”与“死限”，过期不候，不是放弃别人就是被别人放弃。

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往往用一生乃至几代人去做同一件事情，比如为袁崇焕守墓370余年的佘家人，比如成吉思汗陵780年世代守候长明灯的守陵人，这种以百年乃至千年为单位的无时效行为，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只能是高山仰止、敬而远之。

李敖了解速度与遗忘的关系，也洞悉“电视不思考”的真相，所以才能在大众文化时代左右逢源，做出一系列既政治正确又娱乐观众的行径。事实上，大众文化的蜕变速度甚至超出了鲍曼的理论更新速度。鲍曼在评价思想与速度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公认的观念”才可能在电视时代占据特权地位，但这个想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台湾的政治格局，因为在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政治生态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公认的观念”，久经沙场的台湾政治人物深知真理过于复杂，不可能存在于斗嘴之中，观念太多分歧，不可能通过演说说服对方，所以他们索性专心致志玩电视观众喜闻乐见的游戏，用“行为艺术”替代“道德说教”。对李敖们来说，要想永远站在聚光灯下面，就必须充分体认“凡事都有时效”这个不变的现代“逻格斯”：任何招数不能用老，效果就像筷子，全都是一次性的。

当电视引领的那两个存在主义数学方程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逐渐成为生活模仿的对象，现实中的人们便开始丧失平衡感。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病症所在：生活模仿电视——人们在电视的诱惑下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真实体会，以及对真相的辨别能力。

昆德拉在《帷幕》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大为赞叹，理由是这部小说的前四分之一、大约二百五十页的篇幅，仅仅处理了一天中的十五个小时，而且不超过四个背景（火车上，叶潘钦的家，加尼亚的寓所，纳斯塔西娅的寓所）中所发生的事情。昆德拉的总结陈词是，只有在戏剧中，事件才会如此集中地发生在如此紧凑的时间和空间中，而随着情节的极端戏剧化——比如说加尼亚打了梅什金一个耳光，瓦丽娅朝加尼亚的脸吐唾沫，罗戈任与梅什金同时向同一个女人示爱——一切属于日常生活的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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