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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焦虑与勇气（第1页）

《朗读者》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作品，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被译成22种文字，迅速成为国际范围内的畅销书。我们知道，战后的德国文学是以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姿态绝没有丝毫死地重生的骄傲，有的只是鞭辟入里的自觉忏悔——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绝人寰的反人道罪行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魔咒让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作家都很难掉过头去，这一点，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新贵君特?格拉斯也不能免俗。初读《朗读者》，很容易落入上述流俗的阅读陷阱，而且作者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暗示这条可能的歧途：发生在15岁少年白格和36岁少妇汉娜之间的浪漫而诡异的畸恋关系；多年以后，已是大学法律系的见习学生的白格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情人以纳粹集中营看守者的身份出现在法庭的被告席，以及由此展开一系列对于集中营罪行的思考——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在昭示一个并不新鲜的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正义的主题。

但是作者显然不愿意就此向俗套屈服，德国人特有的“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使得他们不会满足于平面的现象描述和简单的道德谴责。随着阅读的继续，我们发现汉娜的一切行为都只是基于这么一个事实：她是个文盲，而且她不想让别人得悉这个秘密。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放弃了在西门子公司升迁的机会而投身集中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津津乐道于白格给她朗诵的每部小说却总是反应古怪；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甚至不惜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书写报告的纳粹执行官，而事实上她根本就不可能书写那个报告——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汉娜就这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秘密，在她整个纳粹集中营以及此后数十年生涯当中，她所有的举动居然都只是为了保守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秘密：她是一个文盲！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猜想，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耻辱，对于汉娜来说尤其如此，它使汉娜在一个由文字组成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于是当个人的羞耻感与所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发生龃龉的时候，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是竭力维护所剩无几的自我认同感呢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它？

桑多罗扎克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这样的一种政治概念是完全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生活政治”，简单地说，它关注在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0年代的德国是一个传统价值完全被颠覆的时代，“上帝死了”的结果有两种：或者就此放弃所有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进入到虚无主义的状态，或者置之死地而后生重新寻找存在的勇气——纳粹德国是30年代德国人寻找勇气的一种尝试，他们的选择当然错了。现在的问题是，汉娜的选择究竟是纳粹呢，还是所谓的现代性下的自我认同？

汉娜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她在实践这个问题。作者也在实践，很显然作者不愿意像《苏菲的选择》和《辛德勒名单》那样进行简单的想象，这些想象给予世界一个完整的解释，但却是以丧失事实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为代价的。而在善与恶的彼岸有一个更加幽晦莫深的“存在”领域，在那里道德的审判也许显得有些唐突？！

汉娜的生存境遇相当逼仄，作为一个前纳粹集中营的看守者，她面对来自国家、政府和社会道义的压力，作为一个文盲，她无法从文字那里获致任何关于自我认同的途径，因为超我的强大压力和自我的无法实现，汉娜唯一可以维护的就是身体的完整。所以在白格无法磨灭的记忆里，汉娜最为清晰的形象就是她“身上的香水味、新鲜的汗味”，汉娜是如此地讲究清洁，在白格看来她甚至有些“干净得过分”，每一次幽会他们的必经程序都是沐浴、做爱和朗读。15岁的白格并不理解这个仪式对于汉娜的意义，但是汉娜知道，身体是她唯一可以找到自我认同的落脚点，身体也是她借以与白格、与世界媾和的唯一途径，这是她的希望所在，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重新进入生活的努力，即使这个通道狭窄得让人绝望。

汉娜在白格朗诵作品的时候显得异乎寻常地专注，“她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者，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愤怒或者是赞赏的惊呼，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紧张地跟踪着情节”。汉娜就是在这种身份和角色的代入中开始她虚拟的文字生涯——没有现实生活，那么虚拟的也是好的。

当她终于被判入狱，开始长达几十年的监狱生涯时，汉娜依旧没有放弃身体。白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狱中汉娜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身躯”的老妇人了，她的身上甚至有一种“老年妇女的味道”。这不能责怪汉娜，汉娜曾经近乎绝望地抵抗过，她在监狱里通过白格寄给她的录音磁带逐字逐句地学习德语，她甚至开始给外面的白格写信，先是寥寥几行的问候或者感谢，后来是对一位作者、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本小说人物的评论，她写“院子里的连翘已经开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她评论“施尼茨勒在吠叫，斯蒂芬?茨威格是条死狗”，或者“歌德的诗就像镶嵌在漂亮框架里的一副小画”，然而白格从未给汉娜回过信，除了一直为她朗读，为她不间断地寄朗读的磁带，汉娜在狱中焦急地等待白格的回信，哪怕是片言只句，但是她从来没有收到过。监狱长告诉白格，汉娜在入狱的前十几年“一直注意保持体型……而且她干净得有些过分”，但是“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她变得臃肿起来，闻起来有种味道”，在汉娜减刑出狱的前一天，也就是白格决定迎接她重新回归世界的头一天，汉娜死了，她终于放弃了与世界媾和的努力。

汉娜的死亡并非出于对重新投入生活的彻底绝望，事实上，汉娜一直不缺乏这样的“存在的勇气”，她的问题也许在于，她究竟有没有“存在的权利”。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回答上面那个问题了，汉娜选择的不是纳粹，而是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管怎样，汉娜的选择都构成了切实的政治后果，并进而从存在的幽暗领地进入到道德审判的十字架下——“生活政治”就是这样发生了作用。

在小说的最后，汉娜留下一份交给集中营受害者家属的遗产，而且那个当年死里逃生的孩子最终也象征性地接受了这个悔罪的举措：托白格将它转交给“犹太反盲联盟”。汉娜无疑是有罪的，作者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同样的，这个事实也丝毫无碍于我们在阅读汉娜时的感动，感动于她对真实自我、真实生活的热切渴盼和勇气。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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