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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1（第1页）

无论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或多么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只猴子，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只鸟，甚至不再是一尾鱼。大自然中的水平状态更像是一种地质属性，与沉积层有关：它是献给脊椎的，是留给未来的。就整体而言，各种各样的旅行笔记和回忆录也具有此类特征，其中的意识会仰面躺倒，放弃抵抗，准备休息，而不愿去与现实算清账目。

我凭记忆写道：一九七八年，巴西之旅。很难说是一次旅行，其实就是假借国际文化交流之名义进行的一次公费旅游；就是在晚上九点坐上一架飞机（机场里乱作一团，因为巴西航空公司把这趟航班的票卖了两遍；其结果是火车站里常见的慌乱；职员们无精打采，表情冷漠，你会觉得你是在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因为这家公司已被收归国有，每位职员都成了国家雇员）。飞机里人满为患，婴儿在啼哭，我的座椅后背放不下去，它纹丝不动；我彻夜直挺挺地坐着，忍受阵阵袭来的睡意。我还想到，我在四十八小时前刚刚由英格兰飞来。闷人，霉味，不一而足。比这一切还要过分的是，九小时的航程竟飞了十二小时，因为我们先在圣保罗降落，理由是里约有雾，可实际上，一半乘客买的正是到圣保罗的票。

从机场到市中心，出租车沿着著名的一月河的右岸（？）行驶，河中满是吊车和海轮、货轮和油轮等等。随处可见巴西海军巨大的灰色舰船。（一天早晨我走出酒店，看到亚历山大·韦尔金斯基[2]的两句歌词飘进了港湾：“当巴西的巡洋舰开过来，船长会告诉你什么是间歇泉。”）就这样，左手是轮船和港湾，右手则每隔一百米便有一帮晒得黢黑的孩子在踢足球。

说到足球，我得指出，如果你见识过本地人的驾驶方式，便不再会对巴西在这项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惊讶。这种带球过人式的驾驶习惯真正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居然还能实现人口增长。本地的出租车司机是拳王贝利和日本神风攻击队员的合体。此外，跃入你眼帘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大众牌甲壳虫汽车的流行。这实际上是当地可见的唯一汽车品牌。当然，你时而也能看到一辆雷诺，一辆标致，或一辆福特，但这些车显然属于少数。电话也是一样，它们全都是西门子牌（和舒克特牌）。总之，德国人在这里大权在握，不论以何种方式（弗兰茨·贝肯鲍尔不是说过吗：“足球是一切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最重要的。”）。

他们让我们住进凯莱酒店，这是一座老式的十四层酒店，其电梯系统设置得十分奇特，需要不停地来回换电梯。我在这里住了一周，这段时间里我已习惯于将这家酒店视作一个子宫，或是一只章鱼的内脏。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家酒店比外部世界要有趣得多。里约城，至少是我有幸看到的这一部分，相当单调，无论就其富裕还是贫穷而言，无论就其私搭乱建还是城市规划而言。位于大海和峭壁间的那两三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柯布西耶[3]般愚蠢的蜂窝状“建筑”。这图景似乎在否定人的想象力。或许的确如此。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被完全抹去。你偶尔可见世纪之交时留下的重商主义风格的遗迹，它们的拱廊、阳台、曲折的楼梯、塔楼和门洞等物构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混合体。但这类遗迹很少见，且没有浮雕。但同样少见、也没有浮雕的是那种三四层楼的小旅馆，它们躲在这些钢筋混凝土巨人身后的小街上，或处于狭窄的小道两旁，那些小道至少呈七十五度角向山上蜿蜒，最后消失于一片常绿林中，那是一片真正的热带雨林。在这儿，在这些狭窄小街上，在这些小村里，在这些用石块垒砌的房子里，就住着当地人，他们大都受雇于旅游机构，他们非常贫穷，有些不管不顾的，但就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好斗。每到晚上，这里每隔十来米就有一位拉客的，后来，一位西德领事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发现，即里约的妓女不要钱，至少是不指望拿钱，如果嫖客愿意付钱，她们会感到很惊讶。

那位长官大人的话似乎是对的。可是没机会去验证，因为我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从早到晚被一位两腿修长的北欧女代表所占据（抑或她只是一名观察员？），她的发型和她相当乏味的献身姿态会让人想起她所处的维度，还有某某人，区别仅在于后者既不粗鲁也不虚荣（我当时比现在更年轻、更刚猛，如果这个某人没把我介绍给她那位家庭顶梁柱和他们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或许能克服这种缺陷，结果会稍好一些）。在我到达里约后的第三天，这也是北欧游戏的第二天，我们去科帕卡巴纳海滩，在那儿，在我晒太阳的时候，我被偷走了四百美元，还有一只我心爱的手表，那是六年前利兹·弗兰克在马萨诸塞州送给我的。窃贼的手艺很出色，像在这里的任何事情一样，大自然也参与其中，这一次它以一只淡褐色德国牧羊犬的形象现身，这条狗在海滩上四处溜达，在主人的指挥下不时嗅嗅游客的裤子。游客自然不会警惕这四条腿的动物：一条漂亮的小狗在身边跳跃，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与此同时，那两条腿的动物却掏空了你的钱包，非常体贴地给你留下几个克鲁塞罗

[4]，让你能乘公交车回到酒店。因此，在此处进行潜在价格高昂的体验是万万不可行的，无论那位德国领事如何断言，边说还边请我们喝一种很独特的家酿啤酒，那啤酒的颜色宛若七色彩虹。不过对他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向我们发出了有益的警告，要我们不要下海游泳，说海面下方的潜流很急，还说匈牙利使馆的两名外交官上周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鲨鱼给吞了。

里约的海滩的确很美。当飞机开始降低高度飞近这片大陆时，你会觉得整个巴西海岸几乎全都是无尽的海滨浴场，从赤道直至巴塔哥尼亚。从科尔科瓦多山顶看下去，只见一座峭壁耸立于城市之上，峭壁顶上是那座二十米高的耶稣雕像（将这尊雕像赠予该城的不是别人，正是墨索里尼），三片海滩一览无余（科帕卡巴纳、依帕内玛和雷伯龙），还有里约南面和北面的其他许多海滩，绵延的群山环绕着这座城市的白色水泥森林。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觉得，你此前看到的一切不过是被抑制的想象力之苍白、可怜的小把戏。此地的风光可以给人和神的想象上一两堂课；正是这样的地方使地理学获得了好名声。

我在此地只待了一周，因此我所说的一切都超不出所谓第一印象的范畴。有了这一前提，我只能说，里约是一个最为抽象的地方。在这座城市，无论你居住了多少年，也依然无法产生太多的回忆。对于一位土生土长的欧洲人来说，里约就是生物学意义上典型的中性人。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引起任何联想的建筑立面、小街或门洞。这是一座本世纪的城市，它没有任何殖民时代的遗迹，甚至没有任何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客运码头上的那座庞大建筑，它既像圣彼得堡的以撒教堂，又像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依靠这种模糊不清的（这些八边形、立方体和方盒子）、非个性化的特征，依靠这些其规模和慷慨堪比整个海洋自身的海滨浴场，依靠这些令欧洲人耳目一新的本地植物所呈现出的强烈、密实、多样和绝对的非同寻常，里约能使人产生一种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感觉。似乎步入了纯粹的几何图形，或是步入了纯粹的元素结构。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始终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前纳粹分子或是安蒂尔·兰波[5]：一切事情都已过去，前方是一路绿灯。

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很有可能，整个欧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筑物上的螺旋纹、涡状纹和叶状纹等等装饰，都不过是一只猴子对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们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在那里，植被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地在海边刹住了脚步，就像是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回到它真正的家园一样——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换句话说，建筑出现之地恰为自然退让之处，一切艺术或许亦皆如此？文学就是热带雨林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至于我们这次光荣的会议，它却是一次空洞无聊、令人难以忍受的活动，与热带雨林和文学均无任何关系。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后来发生的极不愉快的事情，我最好让那些我在此认识的人改名换姓。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想让自己改名换姓。胡里奥·里亚诺斯、托尔·奥斯特伯格[6]，也许还有我本人，外加那位伟大的译者，是出席此次会议仅有的几位作家。起初我试图忽略这场精神错乱，可是当你每天早晨都会碰见这些代表（男女餐厅大鳄）时，在早餐桌上，在会场和走廊里，整件事便渐渐开始获得现实感。到最后，我竟然像只狮子一样为创建国际笔会越南流亡作家小组而拼死一搏。我大动感情，泪水打断了我的发言。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多边形：乌尔里希·冯·特恩和他的妻子以及萨曼瑟（一个潜在的三角关系），费尔南多·B（葡萄牙人）和他的妻子，托马斯（瑞典人）和一位丹麦太太，还有我和那位由我负责照料的北欧女性。匿名是通奸的氧气，再没有什么能够像出国在外一样让人们的肺叶充斥着这种氧气。我们这帮人（再加上或减去两个偷偷摸摸、身强体壮的西德人，他俩半醉半疯）从一家酒馆逛到另一家酒馆，大吃大喝。每天早餐时在酒店的自助餐厅碰面，或是在大厅里相遇，我们彼此抛出同样一个问题：“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回答通常是我们中间的某人在白天关注过的某家餐馆的名称，或是城市管理者们打算供我们消遣的某个处所，那里富丽堂皇，必有致辞敬酒，管理者们也感觉良好。这个国家的总统菲格雷多将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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