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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面对约束的写作（第1页）

——在英国“当代中国”文化节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真正的写作，是一种作家的灵魂与情感充分而自由的表达。

在世界范围内，一切写作的高度都是作家的灵魂与情感的高度。面对世界，我几乎是一个“足不出户”的作家，了解他国、他人的写作，唯一的渠道就是我有限的汉语阅读。从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去看，世界上有一种写作是因灵魂的自由和想象的力量产生的。以20世纪为例，因此而获得广泛声誉的作家有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福克纳、艾略特、海勒、《在路上》的作者克鲁亚克、《嚎叫》的作者艾伦，金斯堡等，还有英国的作家伍尔夫、乔伊斯、奥威尔和诗人狄兰?托马斯，以及法国的“新小说”作家群等。在这20世纪群星灿烂的文学明星的后面，我们能列出一长串世界各国伟大的名字，正是他们的写作，照亮了我们这个星球上20世纪文学的天空。可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写作，他们是因为灵魂的约束和想象力被强烈地挤压之后无可遏制地爆发而产生的写作。在这个方面，我所尊敬的作家和作品有俄国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美国的亨利?米勒的早期创作，由前苏联移居美国的纳博科夫、英国的劳伦斯和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等，在这一系列作家的后面，我们同样也能列出一串伟大的名字。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正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给他们的灵魂带来的约束、压抑和伤害，正是他们被遏制的想象力要冲破约束的爆发，才使他们在暗夜中的写作获得了明媚的光辉。在中国，“文革”的10年正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只可惜在这个年代以及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国没有产生上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现在，中国实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意识领域也基本从那个黑暗的年代里摆脱出来。就写作而言，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既不是灵魂完全自由的广阔天空，也不是许多西方人想象的如10年“文革”那样的“暗无天日”。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不是压迫，不是铁笼，而是“约束和想象的软弱”。这种约束和软弱，在我写完在中国还没有出版的《为人民服务》之后，我深有感触地体会到了，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出版的纪律”；二是作家灵魂的自我束缚；三是作家自身完全丧失了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就这三个方面而言，全世界人所共知，中国今天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就其根本而言，对社会的精神意识有其“社会主义特色”的规范要求，有对文学必须是什么样的塑造要求。因此，它就有了“出版的纪律”。在中国，今天出版界通行的说法是：“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以《为人民服务》为例，我必须诚实地说，没有人不让我写《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作品，但出版社的纪律使得这部作品不可能在中国出版。这一事件和二三十年前的写作与出版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个时候，是完全不让你写这样的作品，更不要说出版这样的作品，这也包括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那时候，即便你在地下偷偷写了这样的作品，你也将面临着生命危险和牢狱之灾。而今天，情况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可以自由地写作，但你的写作要受出版纪律的约束。我必须诚实地说，《为人民服务》在遭禁之后，我的生活是安定的，我的写作也还是自由的。但部分地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花城》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却遭遇了很严重的处罚，这让我感到异常内疚，让我深感对不起我的这些同人和朋友。实在说，影响我写作的不单是“出版的纪律”，还有我写了“坏作品”，给出版和发表这些作品的他人带来的许多“麻烦”，这使我感到不安和惭愧。也因为这一点，这些会给我以后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影响。

至此，也就出现了我说的第二个问题：作家灵魂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是中国文学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产生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的根本原因。必须承认，因为我们一代一代的作家，都在某种或强或弱的约束中写作，长期如此，10年，20年，30年，50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因为长期在写作上的自我约束，终于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大多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的个性表达，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写作方式，也形成了无意识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这就如一个长期被封闭的人，因习惯于封闭而不愿意走出来一样，如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已经习惯了他的饥饿和那个铁笼子，他并不愿意走出笼子和那种饥饿的状态。他已经习惯和适应了待在那个笼子里的生活。中国作家在写作中灵魂的自我约束，也正如这种境况。“不愿和适应”，已经成了一代作家的最大敌人。就我而论，在《为人民服务》之后，是否要彻底地、勇敢地走出某种自我约束的牢笼，成为我很长时间内写作的矛盾，甚至也直接影响到我今天的创作。实在说，真正约束我写作的并不是出版的纪律，而是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自我约束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是那种整整一代、两代的作家，从出生就开始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习惯和传统。这种自我的约束，不光是写作内容和思想上的约束，还有艺术个性上的追求和创新的约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艺术上对写作个性的自我约束，反过来会影响作家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和想象，更影响作家内心的真实的、自由的书写和表达。长期如此，就进一步形成第三个影响写作的要害，即因为经年累月的自我约束，作家彻底地丧失了来自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

这种自我约束对作家爆发力和想象力的抹杀，不是突如其来的，不是一夜形成的，而是一点一滴、一朝一日、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这种自我约束对作家爆发力和想象力的自我抹杀，在几十年的中国现实中，在我的前辈、同辈作家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每每想起这些都感到痛惜和扼腕的无奈，也因此我意识到，来自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是最能穿透现实和历史的利刃，是穿越时代列车的发动机。如果丧失了这种爆发力和想象力，作家的写作就只能停留在现实的表层，停留在艺术的技巧和伎俩等技术层面上。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在中国甚多，在其他国家我想也一定存在。而我自己，也有着这样的创作经历和许多这样的作品。《为人民服务》不是我的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一定是我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它的不凡之处，就是它来自作家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是作家穿越现实和历史独有的情感表达和描写，才使作品成为一只“报信的飞鹰”。我一点都不为我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而为我今后的写作，能否凭借我是一个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百姓而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和人格而忧虑。在中国，我是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夏日落》被禁，直到近年的两部长篇《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连续被查，其间创作的长篇《坚硬如水》和《受活》，至今在中国还不断地被批评家们批评和争论。但值得庆幸的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的中国，说到底，我的写作还是得到了社会和读者的许多宽容。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写作，仍然有我写作的自由。这个不断被封、被查、被批判，却又仍可写作的经历，让我对我的写作所处的环境，有了更清醒、更坚定的认识，那就是面对我所处的写作环境和出版纪律，这些确实会给我的写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给我带来更大影响的，不是这些，是我的内心。是我自己能否坚定、努力地去做一个富有尊严的写作者；是我的笔尖，能否富有勇气、智慧和艺术地去担起阔大的一块土地的良知；是我作为一个作家，面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能否有完全独立的、个性的承担和写作；是我能否有能力去冲破惯有的自我约束和警惕自我的“思想管理”对我后半生的写作中来自灵魂的想象力和爆发力的自我抹杀。

2008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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