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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见完了一辈子的流浪汉（第1页）

说真的，去美国读书前，我是想过留学生活会有多辛苦的，只是，我把故事走向想错了。我想象的读书艰苦，是像当年备考托福GRE一样，每天朝七晚二辛苦念书，图书馆遍布我的脚印，有一天借阅一本书，兴许身边正好还有个很帅的男同学微笑看着我……如此种种，但是，嘀——完全答错。

除了新闻伦理课、新闻写作课和纪录片史课，我们全部的时间，都被扔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带着摄像机和三角架拍片子。而这所充满左派新闻工作者的学院里，纪录片教授们最喜欢的故事，永远是：无家可归者、贫困、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同性恋人群。

为了功课得高分，我们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找无家可归的人。

公园、地铁、教堂、夜间法庭、soupkitchen（救济贫民、灾民的施舍处，流动厨房）……我觉得，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把我一辈子遇到的流浪汉的配额都用完了，同时，我对贫困的认识也在一步一步进阶。现在我闭上眼睛，都能马上闻到纽约地铁里，尿臊臭味混合着醉汉身上的酒气，再加上冬天暖气烘烤着的那股奇妙组合的气味。

第一次采访流浪汉，我太天真，自己拎着个机器就去了华盛顿广场公园。曾经，那是一个流浪汉和大麻贩子甚为活跃的区域。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政府在整个公园里都装上了摄像头。流浪汉们有时为了表示抗议，会存心对着那些摄像头挥拳、骂脏话，或者唱歌、跳舞、表演。

我选择了一个穿着小丑服装在表演的流浪汉。大概是刘德华的《小丑》听多了，我居然会觉得小丑服里有一个能被我拍出孤单寂寞的灵魂，失败的痛苦与辛酸，岁月的累积，都可以由这位小丑用5分钟说出来，然后让我回家剪成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小金句。

并没有什么小金句。这位小丑，是个酒鬼，酒醉中的酒鬼。他兴奋地拉着我在长凳上坐下，反反复复地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句永恒的问话持续了十分钟，天渐渐黑了，公园里的流浪汉越来越多，偶尔有只小松鼠会噌地从我们身边穿进树林，极大地增加了我的紧张感。

这时，有一队打完球的陌生男孩子经过我们身边，其中的一个注意到了我求助的眼神，很镇定地过来问我：“哇，好久不见啦，你还好吗？今天May和Kim也在我们的派对呢，走啦，我们一起去喝一杯！”我感激得几乎哭出来，嗖地拎着我的机器站起来说：“太好了！我当然要去的，我有好久没见May和Kim啦！”

留下醉酒的小丑，独自在长凳上看着对面的喷泉。

打球男孩子们特别绅士，坚持绕道把我送回了家，再三叮嘱我：“在这个城市里，你一定要很小心，不要随便跟这些人说话，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碰上我们，和虚拟的‘May’及‘Kim’的。”

然而我无法小心很久。没过几天我们就被派去拍“死人口”了：每年冬天，纽约降温的时候都非常冷，这个时候如果无法在教堂或者庇护所找到容身之处，在户外就很有可能被冻死——极冷的寒夜过后，警察常会在公园里清出流浪汉的尸体，所以去拍教堂、庇护所、地铁站和公园这一条线，被我们偷偷称作去拍“死人口”。

我是个情感脆弱的人，尤其不喜欢去庇护所和教堂：因为流浪汉太多，庇护所太少。每天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教堂或者庇护所施过了粥，就开始摇奖，大家或是写一个数字放进盒子里抽奖，或是真的就像体育彩票一样有个转盘，一两百个人里，摇到奖的人当晚才能留下，其他的人，就得去别的地方碰运气。有些人连着赶了几个点都没摇上号，就只好带着自己的被窝、铺盖，赶去能够生火的公园空地给自己找个暖和的地方。

流浪汉里有非常多深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老兵，绝大部分都拄着拐杖或是坐着轮椅。剩下的一些里，年迈的，多是有酒精或者精神问题的人，年轻一些的，很多是从小就在街头生活的孩子。连续几晚看着没有中奖的人沮丧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重新走上冰冷的纽约街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考验——我有一个读新闻写作硕士的男同学，当时跟我们一起去了一家教堂，决定留下来，尝试过一周流浪汉的生活，写一篇深度报道。一周后他回来了，绿色的运动裤沾满了泥灰，头发乱蓬蓬的，感觉随时会有什么虫爬出来。我们问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他没有答话。

他始终没写出那篇关于流浪汉的深度报道。但好像是在去年，我偶然看到了一篇他写的都市贫困故事，虽然他讲述的是2015年的故事，但不知怎的，我觉得他写的，就是那个2004年年底，每天跟着流浪汉摇奖找住处的那7天。

流浪汉故事也不总是忧伤的，有时候它们也元气满满充满喜感：有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纽约地铁站不是一个流浪艺术家可以随便挑位置卖艺的地方，所有的位置，都是按地段和人流量安排好，根据每个流浪艺术家演出的实力分配给大家的。

每年，想要在最好地段表演的艺术家们，需要去申请参加地铁公司组织的选角会，根据自己的演出表现，被分派位置——纽约地铁公司当时还有专门的星探，工作就是每天坐各类地铁线路，沿站听艺术家们的表演，从中发掘优质的流浪艺人（我们那一年，纽约地铁公司好像还出了一张叫《地铁之声》什么的、名字土得掉渣的专辑，向人们介绍纽约地铁站里蓬勃发展的多元化街头艺术）。

顺便说一句，从1994年到2004年，每年在这个地铁真人选秀中得第一名的，都是一位老伯伯，他发明了自己的一套独特装置，可以同时用嘴吹口琴，用脚踩风琴，并且操纵木偶娃娃跳舞，这个可爱的表演连续10年独霸全纽约地下铁的时代广场站最黄金地段，他是街头卖艺行业的巅峰人物。

2005年放完春节年假，我去拍了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贫困故事：当时纽约市政府削减了对某个社区慈善项目的预算，社区中给无家可归人群的过渡性住宅将会因为经费问题被关闭——这回轮到我和我的英国同学Kim一起去拍这个片子。

经过大半年的历练，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对各种危险因素见怪不怪，昂首挺胸地拎着机器在醉醺醺的人们中间走进这栋过渡性住宅（给姑娘们传授一个在不安全社区中的自我保护技巧：在危险的环境中，尽量不要跟陌生人有眼神接触，不要回应人们对你的任何评论，要目不斜视地往前走）。

这个过渡项目，在一栋政府公租屋里，有一切公租屋都有的尿臊味、大麻味、酒精味……走道上有涂鸦，有人在楼道里大唱诺拉·琼斯（NorahJones）的歌，也有人在楼道里因为少了钱而大声咒骂。

奇异的是，我们每个随机抽到的采访对象都觉得这里是天堂。有个黑人小伙子说，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妈妈因为酗酒患有精神障碍，从小就带着他在街头生活。“馋了的时候，我就去麦当劳，拿几袋他们的番茄酱，一点一点吮，天哪，那真是好吃的番茄酱啊！”后来，这个小伙子在这个过渡屋里，得到了政府的经济援助，完成了汽修工的培训，正在找工作。“我的整个童年、少年，都被体制一次次打败，也许这次，我可以打败它！”他高兴地对着镜头说——他并不知道这个地方马上就会被关闭。

我们采访了中心主任，采访了新旧住客，当我们准备走的时候，一位黑人大妈端着两个纸杯蛋糕来请我们去楼下的艺术工作室里喝咖啡。“我一辈子都住在街上，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个家，我就要学烤蛋糕，请朋友们来吃。这里有烤箱，这些最美丽的工作人员给我买了面粉、奶油，教我烘焙，我觉得我明天死掉都可以！”

大妈一边带着我们往地下一楼的艺术工作室走，一边说个没完。她的英语说得有点奇怪，语音是标准的urban（具有城市或城市生活特点的）口音，但语法是凌乱的，说到最美丽的人，她用的最高级是“beautifulestpeople（最漂亮的人。这里语法是错的）”。

走入地下室，我和Kim惊呆了。这个房间里放满了由住在这儿的前流浪汉们创作的油画、雕塑，墙上贴满了诗歌。我当然知道被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群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天才，但是在那30平方米的房间里，我们反反复复地看着每一幅画、每一个雕塑、每一首诗，久久无法成言——我在上戏接受了四年严格的艺术本科教育，Kim是剑桥英语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击倒我们的当然不是这些作品的技巧和结构，而是色彩和情绪，强烈的色彩和情绪——嘶吼、痛苦、绝望、呐喊。

大妈热情地给我们倒上了咖啡，Kim和我埋头喝着咖啡，谁也不知道该抬头说什么。临走的时候，Kim对我说：“你看到那幅画上的字了吗？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在这儿用上我学的拉丁文，那意思是‘生活与希望’。”我听了，再也忍不住，拎着三角架，头也不回地流着眼泪走出了这栋楼。我背后的走道里，那个不知名的人依然在大声地、走调地唱着诺拉·琼斯的歌。

大妈留了一个我们的电话号码，说再过一个半月，是她的生日，她要烤一个草莓蛋糕给我们吃。

她没有给我们打电话，一个月后，那个过渡中心就关闭了。我后来就搬去了纽黑文市，从此以后，都没有再拍过任何一个贫困故事。

之后的日子里，当我遇到人生的各种无法避免的处境时，偶尔会想起那一年采访流浪汉的经历，想到最后的一个采访里，伴着我走出楼道的诺拉·琼斯的歌。人生当然不可能永远只有光，有的时候，夜的那边还是夜，夜的那边依然是夜，但哪怕在最深的黑夜里，也有歌声和祷告。这歌声和祷告，让我不管在有没有光的世界，都想一直走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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