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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的抚慰 读白先勇（第1页）

既然白先勇那么喜欢《红楼梦》，我就先从《红楼梦》说起，颦儿见到宝玉时，大吃了一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一般，何等的眼熟到如此？’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不知就里，笑宝玉胡说。其实他俩早就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见过。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绛珠草，绛珠草修成女体，便随侍者幻形入世，以一生的眼泪还他甘露之惠。这便是他俩的因缘，而宝玉随身的那块玉，却是全书开篇就点明的女娲补天选剩的一块顽石。

这石无材补天，锻炼之后，因缘聚合，幻形入世，历尽悲欢炎凉，终又回到被弃之处，廓廓落落，不悲不喜。在我看来，这未尝不是曹雪芹的自喻。这些笔墨看似宛如梦境，其实正是作者认真用力之处。宝玉入太虚幻境，一僧一道替通灵玉去除蒙蔽，尽是如此，而书里真实贴切，令人如闻如睹处，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王熙凤治宁国府，宝玉大醉，黛玉葬花等等，却尽是幻笔。此等玄机，难为劣根之人道也。“风月宝鉴”现形后，道士说了声：“千万不可照正面。”脂砚斋即批道：“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的正面，方是会看。”而红尘中人，大多只看到人影憧憧，悲欢聚散，不知出离。其实《红楼梦》正是大彻大悟的书。以警幻仙子的话说来，即是以情悟道的书。因此《红楼梦》才显得那么干净，那么如梦如幻又真切无比。脂砚斋还说：“凡看书人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

白先勇看书自是细心体贴的，年复一年，看得真真切切。梦境即是红尘，红尘中有生灭，有来去。白先勇心着于此。1980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红学会议”上说道，“《游园惊梦》的主题跟《红楼梦》也相似，就是表现中国传统中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佛道哲理。”这其实也是影响着白先勇写作的一个重要体验。白先勇语言上的干净，作品整体的梦幻感，在我看来，正是源于《红楼梦》的影响。这不仅是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的影响，更是气质和心性上的影响。

因此《游园惊梦》再怎么模仿《红楼梦》也只是着于皮相。钱夫人不动声色的悲凉和哀怨是实实在在的，繁华与荒凉的起伏变迁也是实实在在的。白先勇随着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在红尘中颠倒挣扎，这与《红楼梦》的以情悟道相去甚远，然而也自有一番打动人心的气质。

白先勇写下了那么多不同的人，有年迈的军官《梁父吟》，风尘中的舞女《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诚心鲁钝的浇花工人《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受尽欺凌的妓女《孤恋花》，晚景凄凉的教授《冬夜》，刚烈而绝望的大家女佣《玉卿嫂》，善良、压抑、寂寞而不被理解的中学生《寂寞的十七岁》，与绝望游戏和抗衡的异乡人《谪仙记》……白先勇仿佛陪着他们一一活过一次似的，对他们的遭遇予以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因为程度太深而有了一种无可挽回的黯淡和凄凉感。这正是宿命的氛围。

无论是在风尘中辗转凋零的女子，在底层默然挣扎的下人，还是在异乡艰辛漂泊的游子，都只能在各自的困境中沉伏，都只能受着生活、心灵深处和种种不可知的力量驱使而仓皇向前，白先勇对此有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怜悯。他不苛责，也不嘲弄。他自有一套量度世事的准则，而他绝不以此来评判他笔下的人物。无论那些不幸的人们做了什么，无论他们多么卑琐，残忍而黑暗，白先勇都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这种无语的注视是很抚慰人心的。他在深处无声地传递一个讯息，即我们都在受苦。

这正是白先勇最令我感动的一点。我相信只有对人世有着大善意，并且对命运和人心有着透彻理解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藏在裤袋里的手》里的吕仲卿形容卑琐，一直停留在童年时对温暖的渴望上。心灵中的某一部分一直没有发育，在现实中局促而笨拙。对性的渴望中潜伏着深深的恐惧。他不需要狂暴的夜晚，只需要单纯的拥抱。而没人来抚慰这个一直生活在小时候的男子。他处处碰壁，在心灵与现实的扭曲中小心而局促，无处藏身。

《那血一般的杜鹃花》里的下人王雄，远离故土，质朴憨厚，对下女喜妹的挑逗竭力闪避，聚精会神地关心着小主人丽儿的一举一动。丽儿成了他精神的寄托和对美好的维系。对故土的思念、性的煎熬、单身的孤独，这一切痛苦都暂时得了缓和。而渐渐成长的丽儿却越来越对王雄充满了蔑视和厌烦，因为“同学们都说——他像一只大猩猩”。丽儿在打死了王雄为他辛苦捉来的金鱼后终于彻底伤透了这个老实人。王雄的精神无可挽回地崩溃了。温情与质朴也失去了内在的滋润。他内心的狂暴和长期压抑的痛苦终于以极端的方式暴发了，他强奸了喜妹，随后跳海而死。

《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本是个安安分分的人。从大陆逃难到台湾后，省吃俭用，勤苦朴素，日夜思念的便是他失散在大陆的未婚妻。命运对这样一个隐忍的好人却开了个残忍的玩笑。他的表哥以接他未婚妻来台湾为由，一举骗走了他苦攒十五年的钱。卢先生就这么垮了。不久姘上了一个浑身肉欲涤荡的洗衣婆。他的坚持、尊严、矜持和整洁不复存在。而像他这么一个安静的读书人，又哪里有能耐在最黑暗的底层摸爬滚打？他终日受洗衣婆欺压，最后在捉洗衣婆奸时被这个凶悍的女人咬掉半只耳朵，打得半死。不久就无声无息地死去了。验尸官验不出毛病来，只在死因栏上填上“心脏麻痹”。

《谪仙记》里的李彤，是个美丽、孤傲而不羁的女孩子，她在美国留学时父母遇海难身亡，她挺了过来，在人前依然神采飞扬，维持着桀骜的美丽，而心底却已对人世深深绝望。她灿烂不羁的笑容深处有着难以舒缓的厌倦和毁灭自己的欲望。她赌博，喝烈酒，四处游荡。没有人看见她内心深处的黑暗。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纵情声色，向世界倔强地微笑。她只爱惜那些华丽的瞬间，而那样的瞬间无比空洞。她太高傲了，没有人可以真正让她倾心，让她安静，因而她在自己面前一无所有。她不着痕迹地与空虚抗衡。终于又不着痕迹地跳水死去了，连遗书都没留下。

白先勇的注视里隐隐地有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分担。这很沉重。这和心无所住的佛教精神、亦真亦幻的《红楼梦》是很不一样的，这样的分担里有着深切的同情和道义感。它的源头是一种恢弘光明的悲悯精神，一种面对着神的谦卑和忏悔，面对着人的忍耐和爱意。白先勇说过这样的话，伟大的小说家和宗教家是一致的，他们对人世都怀有深远的悲悯。这种承担和悲悯与明心见性的东方精神不大一样。白先勇用地道的白话写作，而内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那么趋于西方的承担和悲悯精神。

我没有直接指出这是一种基督教精神。因为白先勇毕竟没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他并没有接近光源，只是随着自己的心性有所吸收。这固然与他少年时就接触西方文学以及后来的留学有关，他推崇福克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将《卡拉马佐夫兄弟》推荐给了台湾的大学生。而我想，更深的原因，恐怕与他的性取向有着。他在《写给阿青的一封信》里说道：“……于是你将这份不敢说出口的爱深藏心底，不让人知——这份沉甸甸压在你身上的重担，就是你感到孤独的来源，因为没有人可以与你分担你心中的隐痛，你得自己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踽踽独行下去。”这令他深味人世的复杂与命运的强大，更重要的是令他有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这让他自然而然地就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种负罪感倾注在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里。《孽子》在他四十岁那年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直到他四十四岁，才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完毕。从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孽子》之后，除了一篇不长的《夜曲》，他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字。《孽子》的写作进行得很艰难。据他回忆，光是后面的部分就修改了六七次。他在完成了一系列精美的短篇，自己写作上最成熟的时期殚精竭虑地完成了这部小说，随后不再写作。这意味着，他在这部小说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和完成了自己。

这部小说深入了他所关心的问题中最核心的部分，同时说出了他想对这世界所说的话。这是一部“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徬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的小说。那群孩子游荡在社会底层，轻狂不羁，靠向同性出卖身体为生。很难想象一个出身贵族、衣食无忧、接受良好教育、游学欧美的作家会关注这些黑暗而边缘的孩子们。从他的小说来看，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些苦难而沉默的大多数。他最后注视着这些受人蔑视、脆弱而渺茫的孩子们身上。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尽是疯癫和堕落。如小说里的传奇阿凤和龙子，一相遇便爱得你死我活，不闹到一死一疯不会收场。白先勇深入到那些孩子生活里，从生世和心灵上去体贴他们，最终发现那些孩子的怪异和沉沦其实都有着深远的原因，甚至是身不由己。像无父无姓、喜怒无常、狂傲不羁的阿凤，从小便会无缘无故地哭。有时候，三更半夜他会一个人躲到院中小教堂里，伏在椅子上呜呜抽泣。孙修士发觉了，问他哭什么，他总说心口发疼，不哭不舒服。像狡猾伶俐、看似薄情寡义的王小玉，内心其实有着对生活严肃的构想。他的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客人。从小缺乏温暖的他最大的心愿是找到生父，并让母亲过上好一些生活。白先勇对这些看似没有未来的孩子怀有温柔的怜悯。他在与刘俊的访谈中说道：“孽缘，孽根。我想是人生里面生来不可理喻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孽’。一种人生无法避免的，无法根除的，好像前世命定的东西。”对偏隘的气质，狂暴的激情，怪异的心思，白先勇都予以了极富同情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有温度的，而在内部它却又有着那么深刻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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