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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第五十三章（第1页）

何顺问：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

何顺不满意章洋的阴阴森森、嘀嘀咕咕

期待更多的坦荡与公开

人们往往把毛泽东思想比作天上的太阳，指路的明灯，海船上的罗盘。这些譬喻生动地说明了正确的思想、真理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人们为了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又往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走不少的弯路。不要一味地怨恨这些斗争，代价和弯路吧，只有受过谬误的折磨的人才会如此地热爱和接受真理；正像只有受过严冬的考验的百灵鸟，才会那样热情动听地歌唱春光。

尹中信捧读着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热泪。这些日子，特别在县里开会受到批评以后，他心里有许多疙瘩，有的简直是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死结。现在，一些结子已经解开了，身躯舒展了。原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这样庄重甚至是神圣的旗号下面，却干着颠倒黑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有些事一眼看去简直荒谬绝伦，把空谈说成是革命，把肆无忌惮的诽谤说成是积极进步，把好人说成是四不清的地头蛇，把没有任何理由打倒他们的现实改变成非打倒他们不可的根据，把真正的面目可疑的奸贼视为盟友，把二流子视为骨干，把臆想的图景当作实有的事物，把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当作领导魄力，把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当作高明……短短两个月，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而他尹中信，不过是讲了几句平易近人的、完全没有超出常识的道理：关于要分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遇事要和群众商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就被指斥为“右倾”……

现在呢，文件下来了，清楚、明快，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挡在眼前的迷雾。怎么领导说了一些明白的话就当真明白得无以复加了呢？怎么突然就一句一句都说到尹中信的心坎里了呢？怎么忽地一下子大家都不再梦呓了，而怎么有时候硬是说得头晕脑涨，找不着北呢？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眼前的运动实际告诉尹中信，某种含糊的、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已经和将要造成多少混乱！已经和将要怎样地扩大打击面，伤害好人！用“四不清”三个字几乎囊括了全部农村干部，而在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战斗”中，真正的阶级敌人，真正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将可以浑水摸鱼，坐收渔利。可惜，解放以来，尽管有许多老革命家不断努力与防范纠正，仍然不知有多少假冒革命、经不起推敲的伪提法在报刊和工作中出现；一惊一乍，此伏彼起，电闪雷鸣，混淆视听！

……尹中信看了一上午，中午饭后，他又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记着笔记，画着红线，时而惊叹，时而点头，时而微笑。他比平常多吸了几支烟，他的呼吸缓慢而又深沉。他完全钻到中央文件里去了。正像某些不学无术的“官儿”不懂得新发展的科学和文化一样，也颇有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不懂得尊重党的文件和指示，他们认为，左右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然而，正如音乐家可以从漫游在五条水平线上的无数蛤蟆蝌蚪中听到雄壮威武的交响乐，建筑师可以从平面图、剖面图、俯视图上看到巍然矗立的高楼大厦，数学家可以从数字符号和图形中理解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伟大和奇妙一样，像尹中信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钻研的是另一种学问，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学问，是领导的艺术。他们从党的文件和各项规定、从貌似平凡的条文中，他们看到的是城乡数亿人民的心愿，看到的是阶级的事业，是有远见与预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雄伟步伐；是那种在政治上，政策上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的敏锐性和严格性；是改造旧生活、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实践的全部壮丽和全部艰难；他们还从这些条文上，闻出了阶级斗争、党的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硝烟……

晚上，赛里木来了。他是代表县委和县社教工作团来传达和宣讲文件的。吃过晚饭，他拉着尹中信去散步，在这样冷的天气散步，是尹中信没有想到过的。但他还是穿上大衣走了出去，赛里木兴致特别高，给尹中信讲一九六三年他在爱国大队蹲点时的情况，讲那一场大雨，讲包廷贵如何被人从乌鲁木齐押送回来。尹中信也想给他说说这个大队最近的一些情况，却不敢张口，一张嘴，刺人的冷气就会冲到胸腔和肠肚里。经过几株不大的杨树的时候，赛里木像孩子一样地摇了摇树干，扑簌扑簌，积雪落了他和尹中信一头一脸一身，赛里木哈哈大笑起来，他紧了紧扎在棉衣外面的宽皮带，告诉尹中信，两个月来，他被剥夺了参加县委工作的权力，尽管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批判”，但就是不叫他工作。只是由于“文件”的发布，才开始恢复了县委和他的工作。现在，县委和工作组的领导人，分别到各公社搞“文件”的传达贯彻去了。

在这个公社的全体社教干部会议上，赛里木传达讲解了“文件”。他的讲话很明确也很实际，他讲到县里发行的《四清通讯》上有一些提法是与文件背道而驰的。通过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给尹中信“平”了“反”。

赛里木和尹中信参加了爱国大队社教干部的学习讨论。社教干部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对于本村本队的爱心热烈发言。谁也没想到，沉默寡言，表情不丰富的锡伯族干部何顺，竟提了那样尖锐的意见。他说：

“……几个月来，我们神神经经、鬼鬼祟祟，我们是来干革命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如果是干革命，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搞？社员说好的，我们偏说坏，社员说坏的，我们偏说好，是我们的脾气特别古怪吗？我就不明白，如果广大农村全部是由比地主还坏的四不清干部统治着的话，哪里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呢？哪里来的大好形势呢？前几年敌对力量搞颠覆我们为什么没有垮呢……现在，有了‘文件’，我们再不用憋着气、受着罪、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了……我希望上级检查总结一下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工作。”

何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脚尖，一字一字地拉长了声音说话，他的四声也发得比较平板。过去，因为这，章洋觉得他是个白痴，今天，这几句话却使章洋感到自己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一个耳光。章洋立刻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

“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这是对运动的攻击，也是对我个人的攻击，不要以为有了‘文件’就可以否定前一段的工作……今天文件这样说，不等于昨天的文件就说得不对，昨天的工作就做得不好……”

“坐下来谈。”主持会议的别修尔提醒章洋。章洋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更红了。

“您不要着急嘛。”何顺的眼睛仍然看着自己的脚尖，“对照‘文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您总应该听听意见啊！”

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发言虽然简短，但也表示了和何顺的意见大致一样的意思。章洋有点泄气，他反复地看着张贴在会议室里的、赛里木带来的“文件”全文，越看越觉得泄气，动不动一个大文件贴在一面大墙上，墙上有文件，阅读的有农民，文件直接交给老百姓，那么，还要工作队干吗？这么多干部从城里来，受了那么多洋罪，这是图什么呢？像牛一样开始的这个运动，难道将像老鼠一样地结束吗？要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他想。

尹中信和赛里木来到了爱国大队七队，他仍在这里蹲点，用整风的方法来学习“文件”，让大家领会中央的指示，联系实际，总结工作。自从县里的《四清通讯》上刊登了章洋的“著名”材料之后，在尹中信受到县工作团的一个负责人的批评之后，七队的事情，已经是在全县都引人注目的了。

一张又一张的，由自治区党委翻印和翻译了的，由赛里木带来，铅印的汉、维两种文字的“文件”张贴在各个公共场所。队部、文化室、马厩、加工厂以至庄子粮库的宽大的廊沿下面，到处都有人看着、读着、想着。不识字的人，就一遍又一遍地求人代念。然后，就在铅印的文件前面，人们争执起来了，谈论起来了，激动起来了，就像当年读《土地法大纲》《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一样。

召开了党员会议，团员会议，贫下中农会议，妇女会议，干部会议和全体社员会议，反复宣传，反复讨论，把政策直接交给人民群众，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让那些瞧不起庄稼人的家伙们见鬼去吧！我们的农民，哪怕是最边远如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农民，也都是关心政治和富有政治经验的。他们学习这些有实际内容的政策条文（而不是空论），既精明又认真，而且，理解得非常之快。

看看阿卜都热合曼吧。这个满腔热情，像迎接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地迎接了社教干部的老人，又像家门出了忤逆的儿子一样被当头一棒打得直不起腰来；现在，他的胡须又撅起来了，每一根都长得很长、但整个说来又是短短的眉毛又扬起来了，眼睛里又是充满了火星，声音又是高昂而清亮的了。在会议上，他说：

“这个文件是为我们制定的。是为贫下中农，为勤劳忠实的公社社员制定的。它不为坏人说话。它不打击好人。为什么要让伊力哈穆站起来呢？难道伊力哈穆搞过多吃多占欺压乡亲们吗？……我的天！我还以为马木提乡约又要回来了呢，为什么偏偏来整好人呢？为什么不让人民说话呢？……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说话了，毛主席老人家了解我们的心……”

在“批斗”伊力哈穆期间，由于看不过、生气而得了一场大病的再娜甫，也赶到了会场，她瘦了一点，但说起话来仍然是声如洪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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