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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ualichaty n 个性个体单一性个人的特性他们之间世界观的不同（第1页）

而Ray却从此发现了他们之间世界观的不同，他想到了艾米.谭小说里的故事，他认为那里面的冲突是灵巧可笑的，没有黑人故事里的深切。他发现简妮脸上的嗒然若失，这才意识到也许，对简妮来说，他的话意味着批评。于是，他轻轻握住简妮在夜色中微凉的手臂，“我不是要让你难过的，我是个愚蠢的美国人，总是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简妮的皮肤给他手心留下了瓷器般的印象，与他原来的女友毛茸茸的手臂非常不同。

简妮对他笑笑，假装不在意他放在自己手臂上的手掌。其实，她的身体非常敏感，别人一碰，就痒得要命，连妈妈都不能碰她。范妮的影子象烟雾一样从她的心里升起。在新疆的高中里，在上海的大学里，她简妮也是守身如玉的，和范妮一样。要是范妮还能让人猜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意思，简妮则是因为自己前途无量的远大与骄傲。她心里吃惊的是，她怎么会对这个象美国人一样高大健壮的ABC男骇，突然就产生了这样明确的渴望，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要是换了别的男孩，她一定早就跳起来了。范妮撒着水珠的乳房在她面前的夜色中升起。简妮拿起手里的杯子，就此，将自己的胳膊从Ray的手掌中自然地解脱出来，她将自己的杯子与Ray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会想一想你的话，愚蠢的美国人。”

然而，简妮并没有很多时间想这个相对形而上的问题。很快，大学开学了，简妮在经济系注册上课。第一天去大学，是十月东部天高气爽的好日子，百分之百的蓝天丽日，经济系前面，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坡，棕色砖墙的老式教学楼的塔楼上，飘扬着与五星红旗气氛很不同的美国星条旗。简妮向自己教室走去的路上，流下了眼泪。

最初的一星期，是简妮生活中的奇迹。她的英文能力得到了系里教授的一致好评，教务主任亲口告诉她，她是他见到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程度最好的一个。在新入学的外国学生里，她也算出色的。在给外国学生特别开设的英文课上，她直接进了高级班，而且被教英文提高班的老师许诺，要是考试成绩好的话，可以提前结束。简妮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大学里得到了肯定，这有力地抚慰了简妮。她心里想，不管为了谁，自己总是在多年的努力中得到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为自己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天去大学上课，简妮都高高兴兴的，还有点自得。在交大和前进夜校，简妮都听到过许多关于美国大学是如何的轻松好混的传言。中国学生大都认为，经过了非人的初三升学考，高三毕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一路过关斩将，能进中国重点大学读书的人，基本上都已学成了人精。如果又将GRE考到600以上，到美国的州立大学读书，真的是小菜一碟。这种弥漫在上海出国学生中的舆论，在第一个星期里，似乎在简妮身上成了美好的现实。

但情况却慢慢地变了。细想起来，简妮觉得变化是从微观经济学课的seminar开始的。在微观经济学的课程里，常常教授会让学生们上seminar。教授出个题，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随便插话。教授将他觉得重要的观点写到黑板上，然后他会给大家一个总结。教授引导学生们自己找到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认识。

Seminar是课堂里最活跃的时候，不停地听到有人说disagree，也不停地听到有人打开铝罐可乐时那“砰”的一声。教微观经济学的海尔曼教授，在同学们的课椅和黑板之间不停地走动，他将领带夹在衬衫的门襟里，象捏钉子似地用力捏着支粉笔，在发言同学的面前歪着头听着，好象有点痛苦地分辨着那些声音后面的东西。有时，他匆匆放下一句好评，说声谢谢，然后大步走到黑板上，将发言中的关键部分写到黑板上，他不怎么会用粉笔，所以那粉笔总是因为他用力过猛而折断，他写得那么快，好象生怕会漏掉什么，那折断的粉笔头就象子弹一样从他手指处飞出去。被教授写到黑板上去的发言，常常通过他的总结，展现出有点经典的容貌，他不断地引用刚刚同学的发言，将它们升华到箴言的层面。那时，整个班上便洋溢着竞赛的紧张，与发现的惊喜。然后，接着的讨论，就在教授留在黑板上的那些关键词的基础上开展，宛如坦克车的履带那样节节向前，不可阻挡。同学们象履带那样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此补充，环环相扣。大家的身体不再静静固定在课椅上，手握Big牌的简易圆珠笔，而兴奋地拧动，就象等在高速公路进口的汽车，随时准备在一个车流的空挡，加大油门冲进公路那样，准备说出能被教授记录到黑板上去的那个关键词。黑板渐渐写满，海尔曼教授的衬衣后背和腋窝也潮湿了，而他的脸开始光芒四射。他不停地夸奖发言的同学，great象他手里四溅的断粉笔头一样，纷纷落下。他的鼻子有点翘，他的人中有点长，简妮看着他，就想起迪斯尼动画里黄狗忠诚的脸来。

简妮从没上过这种课。她在课上基本上插不上话。

开始，她有点紧张自己的英文不够好，而且也不象美国同学那么张开嘴就能说，不管自己说的是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他们的问题简单极了，只要找到书看，就能找到答案。简妮认为，他们多半是仗着自己的自信，仗着自己不管怎么样，语法总不会错的优势。简妮不习惯在那么多同学面前长篇大论，而且，她得在心里先将意思用中文想好了，再用英文把句子都组织妥了，才能发言。她不想出丑。但还没等她酝酿好腹稿，讨论已经深入了。班上的同学已经越来越兴奋地随着深入的主题呼啸而去，而她还在怀疑自己的观点够不够精彩，说出来是不是丢脸。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简妮心里有了被人撇下的，无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就象中国班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为大家讲解和演算新的公式，同学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唱山歌似地回应着老师的询问，而不理解新公式的同学，总是在这时跟在大家的声音里滥竽充数。简妮想起来，自己那时很喜欢看到他们努力藏着的无助。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在seminar上，老是沉默，象块石头一样，令简妮尴尬和震惊。她摆出专心听别人发言的样子，和东方人的娴静。她怕同学发现自己的思维根本跟不上，所以，她紧张地捕捉着每个人话里的意思，但凡有一点点幽默的地方，她都抢在大家还没笑出来的时候，先出声地笑了。这种为了表白和捍卫自己尊严的紧张，在简妮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遇到。窘境来得是这样不由分说，简妮得全力抵挡。她在课上为了不显得自己被集体撇下了，总是忙着将头转来转去，认真地听，努力地做出反应，

有一次，坐在简妮两侧的同学争了起来，一个说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社会不够负责，另一个人说政治才对社会负责，资本根本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应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简妮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她的思想突然被那个同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概括照亮，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不得要领，是因为自己学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剩余价值”上面纠缠不休，没有想到过，原来资本不光是血腥的圈地运动，还有资本成长本身的许多规律。她想要谈出自己这一点体会，她相信这是美国同学无法做的比较。但这个问题被海尔曼教授轻轻一拉，就带过去了，他认为他们跑题了。“你们把简妮的脖子累着了。”海尔曼教授说，大家都笑了。简妮的心却为之一震，她想，自己将头转来转去的样子，一定显得很蠢。

简妮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从前在中国，要是班上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答错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座位前竖着，最终，都是老师请她起来，说出正确答案，为大家解围。老师还愤愤地责怪那些同学：“不是都教过的吗！”要是题目简单，老师都不让她说，要她给别的同学发言的机会。她太不甘心。后来再上seminar，她只看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尖起耳朵听着，等待一个自己能插进去说话的机会。简妮紧张得耳朵里嗡嗡直响，以至于要听懂同学们的讨论，都感到吃力。她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插进去，就象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等待飞驶而过的车流中的一个空挡，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是智慧的，有创见的，可以一锤子定音的。简妮又急又恼，又害怕自己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份紧张，所以她不时笑一笑，表示自己在注意，很从容。但是她恨自己这样，她想起自己从前英文班上的差生，也是这样被活跃的课堂排除在外的。简妮怕班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样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就是不想再在脸上笑笑的，对同学东张西望。交大的英文班上，有一个女生，什么也听不懂，但她又想掩饰自己的不懂，就是这样脸上高深莫测地笑着，望着大家，装出不愿意与大家讨论的样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smiling?lady。一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笑话，简妮常常促狭地特意转脸去看她的反应，让她受窘。如今，她不能容忍自己也成为smiling?lady。

简妮焦虑地望着海尔曼教授。他抱着胳膊，正笑眯眯地听着大家说话。简妮想，他应该知道自己的程度，他总不至于误解自己。

海尔曼教授注意到了简妮的目光，他在一个短暂的停顿里，扬声对简妮说：“嘿，简妮，简妮一定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你不必太谦让，大声地说出来吧，和我们分享。”班上这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简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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