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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个新道统（第1页）

——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浴火重生及第一次失落

2010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

这和徐友渔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1

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

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态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

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民国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是系统输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了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

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比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人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口：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2这就是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

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

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4

阿城、徐友渔之说，与严复相同。

除严复之外，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张君动、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但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再加上外敌人侵，自由主义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1949年，大规模革命势力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

对于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失落，徐友渔这样解释：一是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隔膜，融入需要较长过程；二是社会条件不具备，没有现代经济基础，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起码的法治条件；三是战争不断，外敌人侵，容不得从容进行启蒙工作；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理念相对衰落，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建设取得成就，社会主义理想扩大阵地，世界一度左倾；五是自由主义始终在知识分子圈中流行，未能在民众中形成势力。虽然自由派人士做出努力，但在势不两立的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自由主义者实在无能为力。总之，是历史条件不成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启动，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有学者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

由此发端，历经30年，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轨迹，经历了两次起落。

先看第一次起落。

“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

初起的自由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历经长时段文化禁锢之后，知识资源匾乏，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缺乏理论自觉，所以没有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理论旗帜；二是由于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压力很大，也没有人敢于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

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潮萌芽潜行，随着庞大的西方著作翻译工程的进展而逐渐抬头。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批判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呼唤民主，要求打破精神枷锁，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呼声。1984-1989年的文化大辩论以及8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活动，表达了自由主义持续的人文追求，即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再发现。

80年代最响的口号是“思想解放”。但在这个口号下面，涵盖了各种不同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有人说，80年代是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其实并不符合实际，自由主义的传播还是遇到不少曲折。在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决策层与自由主义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支持农村改革，扩展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走向世界。

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决策层与批评现行体制的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遭到挤压。

八九政治风波中，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迎面相撞，陷于失败。风波之后，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这是自由主义第一次失落。

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

90年代：自由主义复起

再看第二个起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人变革，并且在融入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而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决策层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并且成为制衡左倾思潮的力量。由此，自由主义复起。

中国在90年代初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鲜明地亮了出来，为自由主义复起立了头功。在这方面，吴敬琏、厉以宁、董辅扔、张五常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由于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急迫需求，遂成为影响决策的活跃力量，甚至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发挥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作用。

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之后，学界对市场经济与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对过去人为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危害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个人主义也有了新的理解。许多人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实际上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手段和工具。与此同时，90年代逐渐兴起的胡适热、陈寅格热，也为重提自由主义发掘了本土资源。

当时许多重要法律的修订和政策的制订，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因素。比如提出了法治政府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再比如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比如后来宪法修订案纳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等。此外，中国新锐纸质媒体南方报系、各地城市报系以及《财经》杂志等一大批市场化杂志和新兴网络媒体，也都普遍倾向于自由主义，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强势舆论氛围，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影响力，都大于80年代。

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90年代中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打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高调登台。

尽管自1995年起，刘军宁、王众、贺卫方主编的《公共论丛》丛刊就提出了自由主义并开始相关讨论，但社会上普遍认为，开头炮的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李慎之影响大，而且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李慎之为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说：“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紧要的是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5

同年，李慎之为《顾准日记》作序，为顾准思想定位，说顾准追求的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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