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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第1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创举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告别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以邓小平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登上舞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同奇说：“作为第一种思潮的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转化始于1978年，这一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1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当时，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字，当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摧残，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邓小平复出之后一个月，即1977年8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十一大。这次大会重申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会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2

中国仍然在“文革”惯性中运行。

邓小平决心通过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累积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是1978年10月11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此时，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交锋正处于白热化之中。邓小平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3

就在这个讲话前一天，即10月10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开放”这个词。这一天，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西德）新闻代表团并发表谈话。谈话题目就是《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确定新的政策。”4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一年12月18-22日召开。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5这里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开放。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共的治国理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话：“现在，一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6这里说的工作中心转变，就是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工作中心转移，是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共同主张，但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则属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是邓小平思想上升到主导地位的标志。

从邓小平最初提出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出，在改革的重点次序和途径方面，他的选择和苏联的改革相反。戈尔巴乔夫1992年2月对《柏林晨邮报》发表谈话说，我在发动改革的时候，十分了解社会和它存在的问题。应当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是政治制度。邓小平的选择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

放大一点眼光来看，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在面临发展经济和政治改革双重任务的时候，不约而同都选择了首先发展经济，然后实现民主转型的路径。这一地区性发展特色，构成了不同于欧美和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国际政治子系统。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不能不注意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规律。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在1998年4月18日下午亲自对我说的那样：“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很不容易，安徽的包产到户，如果没有邓小平支持，恐怕站不住。”

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几经风雨，几经挫折，每走一步都遇到多种因素的阻挠。他凭借丰沛的政治资源和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一步一步渐渐向前推进。

从力挺包产到户到赞赏乡镇企业，从农村改革破题到启动城市改革，从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到支持个体私营经济，从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到创办五个经济特区；从探索双轨制，到力主价格改革；从批准建立股票市场，到推动国企改革；从打破大锅饭，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到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邓小平披荆斩棘单路蓝缕，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硬是踏出一条路来，从而开掘出新的财富源泉，造就了一个繁荣的中国。

邓小平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经济学训练，但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的洞察与把握能力，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超人的魄力，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成就。

各界公认，邓小平对发展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八九风波之后，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87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天鹅之舞，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势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邓小平这一论断，回答了左倾思想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责难，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中国改革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70多年的禁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

其实，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8这个探索性谈话在当时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士了解，没有公开传达。

众所周知，连哈耶克这样的西方顶级经济学家都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二者径渭分明。

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邓小平开始推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80多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完成他最后一部著作《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哈耶克在书中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他的表述是：“实行中央经济规划和经济控制，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东西。”9哈耶克在这本书中还说，这种经济体制是中央指令性经济。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实行市场经济。

除了宪政思想之外，单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哈耶克。

国外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曾把邓小平与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进行比较，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世界性价值。戈尔巴乔夫说：“邓小平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经济改革。邓小平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约翰·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行列中，后两人曾经强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印度学者苏地生说：“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10

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并且在民众心中深深扎下根来。

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邓小平思想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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