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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垂竿等候的钓鱼人（第1页）

我坐在山顶上，估量着眼下的形势。此刻我心里并不快乐。得以逃生的欢欣，完全被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冲淡了。硝基炸药的浓烟已使我严重中毒，鸽楼顶上几个钟头的烤晒更是火上浇油。我头痛得像要裂开一样，全身衰弱得像只病猫。肩膀的伤情也十分严重，我最初以为只是点皮肉擦伤，而现在整个臂膀肿了起来，左胳膊完全不能动弹了。

我打算先去藤布尔先生家，把我的衣服等杂物要回来，尤其是斯卡德的那个小笔记本。然后往铁路干线方向走，坐火车回南部去。看来越早与外交部的瓦尔特·布里万特爵士联系上，我就越安全。我仍然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更多的证据说服他，他可能相信我，也可能不相信，但无论如何，在他手里总比落入那些狠毒的德国佬手中要好得多。我发现我开始对英国警方有点好感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光灿烂，路也好找。我从哈里爵士的地图上知道这里的地形，只要往西南方向再稍微偏西一点，我就能走到遇见养路工的那条小溪附近。跑了这些日子，我从没注意过地名，但我相信这条小溪一定是特维德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估计我离那儿有三十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天亮前我到不了那儿，得停下来在哪儿躲过白天。我这副可怕的模样不能在光天化日下被人看见。我没穿上衣，也没穿背心，既无帽子，又无衬领，裤子也烂得一塌糊涂，手和脸都在爆炸中给熏得漆黑。我猜我的眼睛也一定十分可怕，充满血丝。总之，绝不能到大路上，让那些信教的老实乡民看到我的这副样子。

天刚破晓，我就到山涧里去洗了把脸，然后找到一个牧羊人的小屋，希望能找点吃的。牧羊人不在，屋里只有他老婆，方圆十公里之内再没有其他人。这女人是个持重的老妇人，也挺有胆量。她看见我虽然吃了一惊，但马上抄起一把斧头在手，防备我图谋不轨。我赶紧对她说，我摔了一跤才成了这个样子，没说别的。她看我的样子，也知道我病得不轻，就什么也没再问，端给了我一碗牛奶，还掺了一点威士忌酒在里面，又让我进屋在厨房火炉旁坐了一会儿。她说要为我洗一洗肩膀，我因为痛得厉害，没敢叫她碰。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我的，是个洗手不干了的盗贼？也许是吧。因为接下来，当我为了付她牛奶钱，掏出身上面值最小的一英镑金币给她时，她摇头不收，还说什么“哪来的钱，就还回哪去吧”。我听了，急忙极力地辩解，她才算是相信了我的清白。她收了钱，但又回送我一条暖和的苏格兰方格呢披肩，还把她丈夫的一顶旧帽子也一并给了我。她还教给了我怎么裹披肩，所以，当我离开她那小屋时，简直就成了彭斯[1]诗集插图中古代苏格兰人的活样板。但不管怎么说，我身上总算穿上一点东西了。

幸亏有了这个披肩。快到中午时变天了，下起了蒙蒙细雨。在小河湾处，我找到一块悬空的岩石，便躲到下面去避雨。岩石下面堆积了一大堆干枯的欧洲蕨，正好躺上去，还算舒服，我便在那里对付着睡觉，一直睡到天黑。醒来时，只觉得浑身酸困僵直，肩膀钻心一样地疼痛。我吃了那老妇人给我的燕麦饼和奶酪，天黑前又起身上路了。

那一整晚，我就在山间的泥泞之中跋涉，真是吃尽了苦头。我两次迷了路，几次栽到了泥塘里，摔得鼻青脸肿。本来直线只有十五公里的路程，因为错走了弯路，走了差不多三十公里。走最后一段路时我已头昏眼花，只有拼命咬紧牙关，才勉强挺了过来。我敲响滕布尔先生的门时，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四周晨雾弥漫，站在小屋门口，竟连公路都望不见。

滕布尔先生自己来给我开的门。他人显得很精神，精神得有点出人意料。他打扮得很整齐，穿了一套旧式的，但保护得很好的黑西服，胡子刮得很干净，大概是昨晚才刮的，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亚麻硬领，左手拿着本袖珍《圣经》。他一下子设认出我来。

“你是什么人，星期天大清早，撞到我这里来？”

我已经忘了日子，原来今天是星期日，难怪他穿得这么整洁。我的头还晕得厉害，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不过他马上便认出了我，还看出我病了。

“你把我的眼镜带来了吗？”他问道。

我从裤子口袋中掏出眼镜，交还给他。

“你是来取你的衣服和背心的吧？”他说，“进来吧。噢，老弟，你这腿都要不行啦，先挺一会儿，我给你找把椅子。”

这时，我觉得我的疟疾发作了。我以前得过疟疾，身上留下了病根，这阴冷潮湿的一夜，把旧病引发了。加上肩膀的剧痛和炸药毒烟的影响，难受得挺不住了。在迷糊之中，滕布尔先生帮我脱了衣服，让我躺在了厨房墙边的一个橱柜里。

患难见真情。这位老养路工真正是我在危难中的朋友。他的老婆几年前去世了，自他女儿不久前结婚以后，他就独自一人过着日子。在我来到之后的十多天里，他无怨无悔地担负起了照顾我这病人的义务。每当高烧发作时，我就想一个人安静地睡着，等高烧退去。每当皮肤凉下来时，觉得肩膀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

我恢复得十分缓慢。虽然五天后就能下床，但又养了许多天，才慢慢有了走路的气力。

他每天上工之前先给我弄好一天的牛奶，然后锁好门出去。晚上回来就坐在烟囱边的角落里，默不作声。附近也从不见别的人影。我渐渐好起来了，他也仍然没问任何问题来打扰我。有几次，他带回前几天的《苏格兰人》报给我，从报上可以看出，波特兰大厦凶杀案的热潮已经过去，再没人提起。报上除了一个大概是教会活动的“全体大会”而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引起我的注意。

一天，他从一个紧锁着的抽屉里取出我的皮带。“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钱，”他说，“你最好数一数，看有没有少。”

他甚至从来也没问过我的名字。我问他，我顶替他在路边干活以后，有没有人来查问过。

“噢，是的，来过一个开汽车的人。他查问那天是谁顶的我的班。我先装作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他盯住不放，我便说，也许他说的人是我那个从乡下来的堂兄弟吧，他有时来给我帮忙。那人长得一脸怪样子，说的英语我大半都听不懂。”

最后几天，我已非常焦急。所以一待身体复原，便决定马上离开。但我真离开时，已是六月十二日了。那天，正好有个叫希斯劳普的人赶牛去莫法特的集市，他早晨经过我们那小屋时进来吃早饭，并自告奋勇要带我一起上路。

我费了很大劲，才说服滕布尔先生收下了我的五英镑，作为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自尊的人，我逼他收钱，他一下子变得面红耳赤，认真发起脾气来，以致最后收下钱时，连声谢谢也没说。我告诉他，我欠他的太多了。他听了，嘴里只咕哝着说了句：“善有善报。”你要是见了这告别的场面，没准儿会以为我们是吵了场架，不欢而散呢。

希斯劳普是个快乐的家伙。我们爬过山口，下到阳光明媚的安南山谷，一路上他不住嘴地唠叨。我也大侃加洛韦的市场情形和绵羊的价格，弄得他大概认定我是个什么地方来的绵羊贩子。也许真有点像吧，我身披花格呢披肩，头戴旧毡帽，活脱脱一副苏格兰乡民的样子。不过，赶牛却是件磨人的活计，我们花了整整大半天，才走完二十公里路。

如果是在平时，不这么心急的话，我会很享受这段时光的。阳光灿烂，天空晴朗，一路上，步移景换，一会儿是棕黄的山野，一会儿是绿茵的草场，满耳只听得云雀的鸣啭，麻鹬的嘁喳和溪水的潺潺。但我没有心思欣赏这初夏的景色，也没有兴趣倾听希斯劳普的絮叨。我的心思被忧虑和焦急所压倒，六月十五日这个命运攸关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要完成的任务还困难重重，看不到任何希望。

到了莫法特，在一个简陋的客栈吃了点晚饭，我便向三公里外的铁路交叉站走去。往南去的夜间快车要到半夜才到，为了消磨这段时间，我走进山里，在山坡上躺了下来。白天走路走得太累了，所以一下子就睡着了。我睡得过了头，跳起来跑回车站时，只差两分钟就开车了。三等车厢里的坐垫又脏又硬，弥漫着陈浊的烟草味，但我心情却快活了起来，无论如何，我觉得现在我又开始了我的工作，一切又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半夜一两点钟我在克鲁维下了车，等到六点钟才搭上去伯明翰的列车。当天下午到达瑞丁，再换乘支线列车深入巴克夏地区。不久，车就行驶在了草木青葱，溪水潺湲的平原地区。晚上八点钟时，我风尘仆仆，旅途劳顿，模样大概像个农工或者牧工，在一个叫做阿廷斯维尔的小站下了车。我手臂上搭着我的苏格兰黑白格子呢披肩，因为一出苏格兰边界进入英格兰，我就不敢再披着它招摇过市了。车站月台上闲散着几个人，我想了想，没敢向他们问路，想想还是等他们走了再说。

我走的这条路穿过一大片山毛榉树林，伸进一个平缓的山谷，从丘陵的绿色山坡上，可以隐约地望见远方的树林。离开苏格兰，进入英格兰之后，到处可见一丛丛的椴树。栗树和丁香正开放得花团锦簇，空气不再那么干爽、凛冽，而变得温润而芳香。

不一会儿，我来到了一座桥边。桥下夹岸雪白的水毛莨间，一条清澈的溪水缓缓在流淌。桥前方有一座水磨坊，堰槽上泄下一股清凉的流水，发出悦耳的撞击声，在宜人的暮色中回响。置身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一下子心神怡然，轻松了许多。我望着深绿的树木，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口哨，吹出了那首叫做《安妮·劳莉》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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