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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倒显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样清白，无辜的人却显得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偶尔人们也会表现得和正常时一样，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当然了，每次都会被抓住的可怜虫就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倒霉的行当里，最难让人信服的反倒是什么都没隐瞒、根本无可指责的人。”

“恐怕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女人。”我喃喃自语。

乔治这话让我想起了贝拉，还有那个亦正亦邪的勃兰特船长。

他是个大块头，模样粗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走路时跟刚上岸的水手似的摇摇晃晃，眼神像冒险家一样总望着远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当时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烦。苏黎世的警察局长半夜打电话对我说：“领事阁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说有情报要提供给英国人。我们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驱逐出境。”

我没问是哪个边境。瑞士人有四条边境线，但他们把别人赶出去的时候并不会专门指定其中的哪一条。我开车赶到辖区监狱，在一间装着铁栏杆的讯问室里和他见了面。他简直像个困在笼中的巨人，身穿高领套头衫，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样子这是他自封的Kapit?nzurSee57头衔。

“你现在离海可够远的。”我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大手说。

在瑞士人看来，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为此列出了专门的条款。他寻衅滋事，身无分文，所持的西德护照一看就是假的——不过瑞士人没挑明这个情况，因为假护照会减少他们把此人赶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时他喝醉了酒，四处乱晃，还说是给一个姑娘害的。他打坏了一个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

“你是英国人？”他用英语问，估计是不想让瑞士人听懂我们的谈话，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好。

“是的。”

“请证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给他看。照那上头的描述，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问道。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忽地把脑袋埋进双手里，一头长长的金发都给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头发捋回脑后。他脸上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就像个拳击手。

“你在监狱里待过么？”他瞪着擦得发白的桌子问道。

“没有，感谢上帝。”

“耶稣啊。”他叹道，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个是拉脱维亚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天生就属于大海，这一点我立刻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参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买了艘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干起了走私勾当，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渔民的帮助，把廉价的苏联伏特加酒偷运到芬兰。他在列宁格勒附近被抓进监狱，越狱后偷渡到波兰，在克拉科夫59跟一个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现在向你转述的可是他的原话，仿佛从苏联偷渡到波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车，或是溜达出去喝一杯。不过，尽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他第二次这么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波兰姑娘离开他嫁给了一个瑞士推销员，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来到马尔默60，然后又跑到汉堡去找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可这位表兄当真是够“远”的，直接就叫他见鬼去。于是他偷了表兄的护照，南下来到瑞士，决意要把波兰姑娘追回来。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兰特就打断了那可怜家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这一大段话都还是用英语说的，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学的英语。干走私的时候总听BBC的节目，他说。还从波兰女朋友那里学了点儿——她是个语言专业的学生。刚才我给了他一包烟，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间弄得跟毒气室一样。

“那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先说了通开场白：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对莫斯科本来也没什么忠心。生在拉脱维亚的他得忍受可恶的苏联暴政，在海军服役时又被可恶的苏联军官呼来喝去；可恶的苏联人把他逮进监狱，追得他无处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帮家伙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他恨透了苏联人。我问他服过役的军舰的名称，他告诉了我。我问他舰上载有哪些武器，他说出了苏联人当时拥有的几种最为先进的装备。我递给他纸笔，他画出的草图准确得令人吃惊。我问他懂不懂信号。他懂得很多。他是个称职的通信兵，用过苏联人最新的玩意儿，虽说那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问他：“干吗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认识“几个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是去友好访问的英国海员。我记下他们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一封急电，因为在勃兰特被驱逐出境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船长已经在萨里61的一处安全屋接受严格的盘查了。他即将从事的职业非常危险。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

“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这法子奏效了。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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