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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为我一时冲动，抓起笔来匆匆给乔治·史迈利写了封短信，邀请他在基础课程结束的晚上光临，给我那班快要毕业的学生讲课，要不是因为他居然同意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绝不会对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陈年旧事。坦白地说，我总爱跟学生们唠叨这些故事，巴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种种不为人知的侠义之举，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谋，或英勇无畏；当然，总还有许多英雄事迹只能以实用来形容。我会和你大谈当年是怎样在夜里跳伞到高加索地区，怎样乘着快艇冒险渡海，怎样抢滩登陆，岸边的灯光信号一明一灭，正在发送的秘密无线电讯号突然中断，等等。我会谈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冷战”英雄，他们在做出贡献之后，毫不声张地隐匿到自己曾保护过的社会之中。还有那些滞留敌后的叛逃者，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们从敌人的虎口中抢救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做过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还取得了挺好的结果。在那些邪恶的国家中，也有甘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的忠诚战士。他们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时候他们的情报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也等于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说点儿轻松的，我会在见习生食堂里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跟他们讲一段特别的经历。想当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领导之下，圆场派出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正在东德境内行动。我们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脉的一道山脊上，祈祷着天上传来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引擎减速时发出的颤音，还有那顶随之飘落的黑色降落伞。祈祷得到回应后，我们顺着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宝贝，结果找到了什么呢？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睁圆了眼睛的学生们。大块大块如假包换的阿盖尔2花岗石。我们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错发来了训练用的箱子。

这段故事最起码还能得到一点回应，但我说其他的故事时，往往讲到一半听众都已经没兴趣了。

我觉得，写信给史迈利的冲动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访人事组的头儿时产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儿去汇报学生们的进展情况。我顺便去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过华生这个角色，乔治·史迈利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为搜寻圆场叛徒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此人正是我们的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彼得一直没听到乔治的任何消息——哦，都有一年多了。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的哪个地方买了座小房子，而且越发不喜欢接电话了。乔治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份闲职，学校还允许他用那边的图书馆。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心里不禁有些难过：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在空无一人的乡野间踽踽独行，独自想着心事。年事已高的乔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寻求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时等待着前往间谍们跻身的瓦尔哈拉殿堂3。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么样？我问彼得时压低了声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时大家都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公开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尔·海顿曾是安恩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安恩还是那样，彼得说着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她的几个亲戚在赫尔福德河口都有豪华宅邸。有时候她住在亲戚家，有时候在乔治这边。

我问他要史迈利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把史迈利的下落告诉别人时，大家总会觉得有点内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之后，托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给我们讲授在敌国领土上进行秘密监视的技巧，他讲这个是出了名的。当然喽，他留下来吃了午饭，而且兴致格外高，因为有我们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得从我到沙拉特的时候算起），人事组总算是同意我们招女生了。

不知不觉间，我打听起史迈利的名字。

有些时候，就算是在柴棚里招待托比我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却会感谢上帝，因为他和我站在一边。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心平气和，这让我觉得挺欣慰。

“哎呀，我的天哪，内德！”托比一边用他那无可救药的匈牙利腔英语喊道，一边往后理了理精心抹过油的浓密银发。“这么说你还没听说呢？”

“听说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道。

“亲爱的伙计，乔治现在可是捕鱼权利委员会的主席。难道他们什么都不跟你们乡下这边的人说吗？看来我得去找首长反映反映，当面跟他说。到俱乐部时在他耳朵旁边嘀咕一句。”

“或许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

“内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有点儿担心了。可能他们已经把你从名单上划掉了。”

“可能他们真这么干了。”我说。

不管怎样他还是跟我说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得很震惊，好让他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很惊讶，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感觉。托比向我这个无福得知内情的人解释道，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圆场双方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感到惊讶的能力——是确定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通过反复磋商建立起共享情报的体系。“内德，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是以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为目标，”他语气中透出的优越感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定下来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可别引用我的话，内德，好不好？”

“你是说，史迈利在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难以置信地问道，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这个嘛，可能也当不了多久了，内德——都一大把年纪了，等等等等。但苏联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见他，我们带着他去，事情就好办一点。我说，好好招待招待那个老家伙。拍拍他的马屁。拿个信封多给他装点五镑的钞票。”

我不知道哪一个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携手朝祭坛走去，还是乔治·史迈利在主持这场联姻。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组的批准之后，我给吉勒姆告诉我的那个康沃尔地址写了封信，还毫无信心地附言说，要是乔治像我一样也很讨厌公开演讲，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请。自那以后我一直有点心情沮丧，不过等到他一本正经地寄来小卡片说很乐意来演讲，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见习生，而且同样紧张。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休闲套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检票口外等候，看着一班班老旧的火车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意识到乔治的默默无闻。无论我望向什么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许多个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纪，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乔治那种在不情愿做什么事时会稍稍迟到片刻的感觉。接着，突然间我们已经握过了手，他挨着我坐在总部派来的罗孚车的后座上。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粗壮些，头发确实也白了，不过人显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从他妻子和海顿弄出那段要命的风流事之后，我没见到过他这样。

“好啊，好啊，内德。当校长感觉怎么样啊？”

“那你退休感觉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啦！”

哦，他可是特别喜欢退休的感觉，乔治向我保证。简直是受用不尽，他自嘲地说，还劝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到这个地方去辅导辅导，内德，到那个地方去送几份零星文件，散散步。他甚至还养了条狗。

“我听说，他们把你拽回来参加了一个挺了不起的委员会，”我说，“据说是和苏联大熊合力对付巴格达的窃贼。”

乔治向来不爱传流言蜚语，不过我看到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他们这么说的？不用问，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面带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瞧着车窗外沉闷无聊的城郊风景，故意和我打岔，讲起了他们村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个特别有钱。但随着罗孚车一路驶过原来还是乡村的赫特福德郡4，我发觉自己想的并不是乔治村里的老太太，而是乔治本人。我在想，这是个重获新生的乔治·史迈利，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跟苏联间谍一起参加委员会，以刚出院的病人的那种热情观察着公开的世界。

当天晚上，还是这一位绅士，穿着件紧绷绷的旧晚礼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贵宾席前，亲切地打量着四周锃亮的金属烛台、天知道拍摄于何年何月的旧集体照，还有年轻听众们那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们在等着聆听大师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站起身来，庄重地介绍，“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您光临。”

“哦，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费劲地站起身表示反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胖老头，给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间啦。”

接着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史迈利在社交聚会上演讲。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他生来就不擅长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是用真名来称呼某位情报员。因此，他对我们演讲时的尊严气度就先让我吃了一惊，都还没来得及去领会他说的内容。听了他说的头几句话，我看到学生们——他们可不是一直都这么配合——冲着他抬起脸，神情放松下来，又露出喜色；他们给予他的首先是关注，接着是信任，最后则是支持。想到自己这么晚才反应过来，我不禁暗暗觉得好笑：是啊，没错，当然了，这是乔治的另一面。这是始终隐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个神秘的穿着花衣的吹笛手5。就是这个人，安恩·史迈利爱过他，比尔·海顿背叛了他，而我们这些人则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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