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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保罗·克拉多克的自传《保卫杰西：我与一个幸存儿的劫后余生》中的第二章（曼迪·所罗门合著）。

很多人对我似乎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保罗，你为什么要费劲心力地照顾杰西呀？毕竟，你可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一个前途无量的黄金单身汉。而且，你的工作时间那么不规律，你真的确定自己能够做一名合格的家长吗？”对此，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十分肯定的。记得在双胞胎刚刚出生后不久，谢莉和史蒂芬就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两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以防他们在未来遭遇到任何不测时，能有人来帮忙照顾他们的孩子。要知道，对于谢莉和史蒂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经过了两人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艰难决定。那时候，他们身边大部分的朋友也都刚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因此肯定是不能向双胞胎付出全部心力的。而谢莉的家人也不能被列入可选范围之内（具体的原因请待我稍后详表）。虽然两个孩子当时还只是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婴儿，但谢莉保证她们长大后肯定会喜欢我的。“保罗，你的爱心就是波莉和杰西所需要的一切。”她是这样告诉我的，“我知道你是个特别富有爱心的人。”

当然，史蒂芬和谢莉也知道我曾有过一段不光荣的过往。二十五岁时，我曾因职场失意而意志消沉过一阵子。那时，我正在参与《医生物语》一片的试播片段录制工作。要知道，那可是一部被人们预言为“英国未来最红的医疗题材电视剧”。然而，不久我便接到该剧被停拍的通知。我本该在剧中出演一个名为马拉卡尔·班尼特的主要角色，他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但同时也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一个瘾君子，以及一个有妄想症倾向的人。该剧的停拍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为了这个角色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的调研工作，并且已经完全把自己的情绪沉浸在了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我猜，问题可能在于我让这个角色太过主观化了。就像许多失意的前辈演员一样，我开始借酒消愁，或是借助其他物质来麻痹自己的痛苦。上述种种消极因素再加上我对自己渺茫未来的担忧，导致我患上了急性抑郁症以及轻度的偏执妄想症。

不过，在我和这些心魔鏖战的时候，小双胞胎尚未出生。因此，我很感激他们夫妇二人能够不计前嫌，将我视为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谢莉坚持要我的监护人身份合法化，于是我们还专门找了一位律师来做公证。当然了，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我的监护人身份最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都会一阵绞痛。

让我们接着上回的事情继续讲下去吧。我在机场的酒吧里一待就是半个小时，除了一个人喝闷酒，就是抬头呆呆地望着天空电视台的滚动新闻横幅。那个该死的新闻主播把坠机的噩耗播了一遍又一遍，好像生怕有谁会错过了这条重要消息似的。突然间，电视里插播了一段拍摄于坠机水域上空的视频片段。画面中，那灰蓝色的海水澎湃汹涌地奔流着，其中偶有几片飞机残骸在波涛中若隐若现。一艘颜色十分显眼的搜救船正在这片水域里四处搜索着幸存者，看上去就像一个漂泊在无边的海洋里的大玩具一般。我记得自己当时突然想到，谢天谢地，好在史蒂芬和谢莉去年夏天就教会了女孩们游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呀，就连邓肯·古德休9都不一定能从那片汪洋大海里游得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在极端情绪的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许多的奇思妙想，甚至还会将这些念头当做自己的救命稻草呢。

最后，是梅尔在酒吧里找到了我。在我看来，她也许一天会抽四十根乐富门10牌香烟，或是在庸俗不堪的普力马可11商店里挑选衣服，但她和她的老板杰夫却有着和加拿大领土一样宽广的心胸。说实话，我们真的不应该以貌取人。

“过来吧，亲爱的。”梅尔对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其实，我知道，尽管吧台边的那些小混混一直都在和我保持着安全距离，但是他们的眼神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当时，我的状态看上去一定差极了，不仅汗流浃背、浑身战栗，而且我还双颊湿润，可能曾在不知不觉间流下了眼泪。“有什么好看的？”梅尔冲着那些小混混喊了一声，然后就牵住我的手，把我带回了休息室。

不久，一大批心理学家和创伤治疗顾问也赶到了休息室。他们一边忙碌地为家属们分发着淡而无味的茶水，一边抚慰着大家的情绪。出于保护我的目的，梅尔让我坐在了她和杰夫中间，两人一左一右如同夹心饼干一样把我包了起来。杰夫拍了拍我的膝盖，对我说了句“兄弟，我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之类的话，并随手递了支烟给我。虽然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还是满怀感激地接了过来。

现场竟然没有工作人员出面阻止我们在室内吸烟。

没过多久，那个呆头呆脑的小伙子凯尔文，以及那个进门时举着气球的红头发美女凯莉也加入了我们（气球现在已经变成了摊在地板上的一团烂橡胶了）。作为最早听到坠机消息的五个人，我们之间似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额外的亲密感。五个人坐在一起不停地吞云吐雾，竭力不让自己的悲伤情绪显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位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女士跑来向我们询问各自在那架航班上的亲属的姓名。虽然她看上去像是某种顾问，但她那紧锁的眉头让她似乎并不能胜任这个角色。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她用来安慰我们的口径也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最新信息告诉你们的”。说实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苦心，他们也不想让我们对此事抱有任何虚幻的希望。不过，作为家属，我们的心中还是不可遏制地祈祷着自己的至爱亲朋错过了飞机，抑或是记错了航班号码或者是起飞的日期。要不然，就算是幻想一下这一切都只是个梦境也好呀。我记得，自己当时努力将记忆定格在了初闻坠机事件之前的那一刻——那时我还端着咖啡，站在接机区里，看着那些实习生拆卸圣诞树（我并不迷信，但没准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居然无比地渴望能够回到那一刻，这样就不用再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空虚感了。

无耻的恐慌感突然又将它冰冷的手指戳向了我的胸膛。在等待工作人员为我们分配创伤治疗顾问的过程中，梅尔和杰夫一直在和我说话，试图鼓舞我的士气，但我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可一点都不像我。杰夫还给我展示了他那部小手机上的屏保图片——那是一个二十岁上下、露齿微笑的美丽女孩的照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照片上的女孩虽然有点肉肉的，但眼神中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女儿罗琳，也就是今天他们特意来机场要接的人。“罗琳是个聪明的姑娘，虽然她也曾经迷失过生活的方向，不过现在已经重新步入正轨了。”杰夫闷闷不乐地告诉我。听说，罗琳此行去特纳利夫岛是为了参加一个盛大的狂欢派对。而且，她是因为别人临时有事不能前往，才在最后一刻临时决定过去玩玩的。这难道不是造化弄人吗？

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连呼吸也开始有困难了，身上四处冷汗直流。我知道，如果我再不马上离开这个房间，我的头就快要爆炸了。

梅尔对此表示理解。“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亲爱的。”她一边说一边用那只戴满了金首饰的手捏了捏我的膝盖，“一会儿我们要是听到什么消息，会随时告诉你的。”在交换了手机号码之后（我竟然一时间想不起自己的号码了），我就头也不回地向屋外走去。一名顾问上前来试图阻止我，但是梅尔在我身后声援了我一句：“要是他想走，就让他去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迷迷瞪瞪地交了停车费，然后沿着M23公路开回家的。而且，我居然没有把自己的车开到一辆货车的车轮底下去，这真是个奇迹呀。我只知道，我的脑海里一路上都是一片茫然。不一会儿，我发现自己已经把史蒂芬的奥迪车开到了自家门口的便道上，就好像那车是被我偷来的顺风车一样。

我用钥匙开了门，却跌跌撞撞地碰倒了门厅里那个专门放信件的桌子，自己也顺势摔了一跤。头痛欲裂，这才清醒了过来。听到响声，住在地下室公寓里的一名波兰学生打开房门，探了个头，问我是否一切还好。大概是看到我面如土色，他一溜烟跑回了房间，取了一瓶廉价的伏特加默默地递给了我。

我接过酒瓶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知道，我的酒瘾又复发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我甚至都不屑于给自己找个玻璃杯来，便直接抱着瓶子对嘴吹。我想我大概是连那瓶伏特加的酒味都没有尝出来吧。喝完酒，我浑身颤抖抽搐着，双手像是被针扎过一样感到阵阵的刺痛。我翻出兜里的黑莓手机，把联系人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却不知道应该拨给谁好。

因为，每当我遇到麻烦时，总会第一个打给史蒂芬。

我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然后觉得不过瘾，便又翻出了几瓶酒，生生灌了下去。这几瓶酒下肚后，我一次又一次跑去厕所呕吐。觉得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之后，我窝进了沙发里，打开了电视机。

大部分的日常节目此时都被暂停了，各个电视台都在纷纷播报有关坠机事故的报道。我当时大概是已经喝醉了，所以全身上下都觉得很麻木。数不清的时事评论员被源源不断地轮流请进了天空电视台的演播厅，和那个脸色铁青的主持人肯尼斯·波特坐在一起说着些什么。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肯尼斯·波特的声音，仍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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