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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最重要的受访者的是理查德·萨伦特，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管，同时也是肖尔的老板。因为肖尔似乎在寻找其他的工作，这让萨伦特感到不安，他就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打电话。说他刚刚在电话里和肖尔谈过，据肖尔本人说，他并没有考虑要在政府里担当任何职务，他对担任公职之事一无所知，也不想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条信息反馈到白宫之后，安全主任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办公室打回电话，指示停止调查。

得知这种转变时，我备感震惊。明显是有人犯了个不小的错误。在胡佛指示进行全面实地调查的时候，难道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我立即给他打电话并说道：“胡佛先生，可能是希格比搞混了，他只不过是想查找与肖尔有关的文件而已。”

“不，”局长告诉我，“希格比说得非常明确。他特地要求进行全面实地调查。让他烦去吧。”

事实上，我们后来得知白宫里有人被肖尔的广播激怒了，希望找些东西来贬损这位新闻记者，让他消停下来。希格比可能不知道档案调查和全面实地调查之间的区别。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泽格勒否认存在任何胁迫肖尔的意图，并说考虑过要让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担任“环境部门”官员。没人相信他的说法。肖尔摆出一副受难者的姿态，声称自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折磨，那几个小时的访谈已经“影响”了他与“老板、邻居和朋友的关系”。最终，肖尔的下场引起了公众对这位新闻记者的广泛关注，它再次表明尼克松政府倾向于利用联邦调查局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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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前奏（1）

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是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骄傲与欢乐。其技术人员过去和现在都擅长于进行科学的犯罪侦查，其设备如果不是世界最好的话，至少在美国大概也属于最好的了。它不仅为联邦调查局，而且为美国各地的警察局提供服务。其目标是在分析犯罪手段与方法时，从伪造的文件到弹道学，都要彻底还原其本来面目。即使面临着尼克松政府让其沦为白宫政治工具的压力，实验室也依然如此。

约翰·米切尔辞去司法部长职务负责尼克松总统连任竞选时，这种压力加强了。尼克松提名司法部副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来接替米切尔，然后指派负责民事司的助理司法部长帕特·格雷来填补克兰丁斯特留下的空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于1972年2月开始进行，格雷充当新任司法部长的非正式律师。听证会包括一项严厉的指控，即在一起重要的针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反托拉斯诉讼中，司法部不正确地对裁决施加了影响。克兰丁斯特否认施与任何压力和影响，听证会就此结束。

数天之后的2月19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爆出了一个惊人秘密。他公布了ITT说客迪塔·比尔德的一份备忘录内容，这份备忘录据称是写给ITT副总裁W．R．梅里亚姆的，时间是1971年6月25日。该备忘录露骨地暗示，在解决这起反托拉斯讼案中有一笔贿赂支出。如果迪塔·比尔德所言非虚（华盛顿新闻公司许多不以为然的人认为该备忘录不过是自吹自擂的结果而已），那么司法部长米切尔就曾告诉她，这起讼案可以顺利结案，但得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承担四十万美元的费用和服务作为回报。这次大会安排在圣地亚哥举行，该公司的子公司喜来登在当地有一家酒店。次日，安德森公开指责克兰丁斯特，说他在为ITT案作证时撒谎。

迪塔·比尔德是国会山一位比较引人注目的人物——喝烈酒、作伪证，在重要性与办事效率方面，不怕让雇主觉得她自视甚高。但她的备忘录对尼克松治下的司法部、白宫和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的诚实性提出了合法质疑。这足以破坏总统的连任选举。

联邦调查局首次开始介入此事，这时罗伯特·马迪安给我打来电话。我早先在白宫关于国家安全泄密会议上见过他，对他已形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令人不快的印象。他从司法委员会主席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我司法委员会已发出传票让比尔德出庭，但她突然消失了。伊斯特兰参议员已请求联邦调查局找到她的落脚点并将传票交给她。

我不喜欢这种带着政治意味的任务。但胡佛批准了伊斯特兰的请求，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丹佛落基山整骨疗法医院找到了比尔德，她正在那儿接受心脏病治疗。比尔德的医生允许向其递交传票，但说她没有完全康复，不宜赶到华盛顿。结果，司法委员会的人赶到了科罗拉多，对她进行了询问，但毫无结果。

但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3月10日，我接到帕特·格雷打来的紧急电话。他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得不见我。几分钟之后，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差不多六英尺的个头，留着很短的头发，还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看上去像二战时任潜艇指挥官的那副模样。他直奔主题，向我简要说明了新近的鼓噪声浪。然后交给我一个大的马尼拉信封，说道：“迪塔·比尔德的备忘录原件在里面。司法委员会从杰克·安德森那里找到它，我们需要知道其真伪。我想让联邦调查局实验室鉴定其键入方式，检查纸张上的水印和确定是否有涂擦痕迹。”

“我们能办到。”我向他保证。

“我们不希望对那份备忘录进行任何裁剪。”他嘱咐道。

“行，”我回道，“但那可能会对我们的试验造成限制。”

“我能理解，但我们一定不能让文件有任何改变。”他坚持说。

我表示同意，征得局长的同意之后，就将文件通过专差送给实验室。不到一个小时，格雷的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求立刻将那份备忘录送回。惊讶的伊凡·康拉德找回备忘录并将它送还给格雷。康拉德随后告诉我，技术人员已经给备忘录拍过照，这可让他们鉴定所用打字机的大致构造和型号。3月11日，我将那些情况通知了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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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前奏（2）

四天后，格雷在电话中再次告诉我，他将把比尔德的备忘录连同布里特·休姆打出的六页笔记送回来。休姆是杰克·安德森的采访记者，曾采访过比尔德。格雷想让实验室在不得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对备忘录和笔记进行分析。

“格雷先生，”我说道，“我相信你是知道的，不了解该打字机的情况，不知道打印比对样本，我们能做的将非常有限。”

“我知道，我知道，”格雷回道，“但我顶多只能提供这些。告诉他们尽力而为吧。”

文件再次转交给实验室，但格雷办公室又一次打来电话，要求将备忘录紧急送还。这种来来回回让我很是心烦，但我还是将话传给了满腹牢骚的康拉德。

“看看，马克，”他说道，“这样限制使用备忘录，又没有比对材料，除了比尔德的备忘录和休姆的笔记不是在同一台机子上打出来的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别人的。”

次日，格雷又给我打来电话。他正要将比尔德签名的复印件送给我，因为她否认备忘录上的签名是她写的。我很是恼火，我告诉格雷，“你是要我们用复印件与复印件做比对，而这不可能取得任何明确的结论。”

“无论如何请把它们比对一下。”他坚持道。

康拉德适时地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实验室无法取得明确的结论，我希望这会结束这场游戏。但我错了。二十四小时之后，白宫律师约翰·迪安给我打来电话。他说经ITT聘请的私人文件鉴别人员鉴定，有三组文件是用比尔德备忘录所用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打印时间有所差异，起止范围在1971年6月2日到1972年2月18日之间。根据迪安的说法，ITT的专家得出结论，比尔德备忘录是在1972年1月打出来的，而不是它所注明的1971年6月25日，最终证明该备忘录是伪造的。他希望ITT的鉴定结果能得到证实，并说他会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保留的备忘录原件拿来送给我，同时送来的还有从华盛顿ITT办公室拿来的打字样本。但他不允许在检验时对纸张、墨水之类的东西采用化学分析。和以前一样，康拉德又使出浑身解数干开了。

3月17日，比尔德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由她的律师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同时对外公布。其部分内容为：“我没有炮制（备忘录），也不可能……我没有做过令我的家人蒙羞的事情，而我——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美国政府——都是残酷欺诈的受害者。”与此相对应的是杰克·安德森的证词，安德森称，在他公布备忘录之前，他的助手布里特·休姆已和比尔德一起逐行过目，她确认了其真实性。

3月18日星期六上午九时整，我给约翰·迪安打去电话，告诉他联邦调查局的分析结果有了极具说服力的推断，尽管还不算是明确的结论，即比尔德备忘录就在它所注明的日期或在该日期的前后打印出来的。迪安听起来很不高兴，争论说在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实验室应当修正自己的分析结果，以免与ITT的分析发生冲突。我告诉迪安这完全不可能。当他意识到我不会如他所愿地“改变立场”时，他就要求我与胡佛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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