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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聚焦感觉（第1页）

“地震、瘟疫、病痛以及灵魂的苦恼都无法困住男人。然而，对于男人来说最苦恼的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卧房里的悲剧。”

——列夫·托尔斯泰

“你有过高潮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我，那一次你的感觉怎样？”

治疗的第一天，弗吉尼亚·约翰逊坐在一个郁郁寡欢的妻子对面，开始询问起她性生活方面的障碍。隔着木头桌子，她打开手风琴式的折叠文件夹和一叠信纸，草草记录下一连串笔记。放在她们中间的麦克风收录下了每一个问题和回答。它连在屋内的一台硕大的录音机上，机器旁存放着记录各种会议的大量磁带，供将来的回顾和分析。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穿着一身白大褂、一头深褐色长发高高盘起的约翰逊夫人，同情地盯着这位困惑的女人，提出了一系列专为发掘婚姻中隐藏故事所设计的问题。

“性方面的问题对你另一半的影响如何？在你的回忆中，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你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你是否注意过你丈夫在勃起或射精方面有什么问题？”

“在性生活方面，你的丈夫是如何尝试取悦你的？效果如何？”

“对于夫妻性生活以及婚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在你看来女人合适的角色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丈夫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在隔壁房间，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对着这位女人的丈夫询问着类似的问题。他发掘着这位丈夫关于约会、婚姻、离婚以及抚养孩子等种种经历的感觉，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夫妻双方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他甚至问及了一个更敏感的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问题：是否手淫过，或者在他和自己的伴侣进行性生活时是否唤起过特殊的画面及幻想。马斯特斯问这位丈夫，在过去是否亲眼目睹过自己父母做爱的场景，不管是意外还是有意为之；是否曾经扮演过“医生”，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性游戏”；是否曾经半夜里因为自己短裤里的遗精而醒来；是否有过同性恋的经历。马斯特斯还要求他描述他的配偶最初对他的吸引是什么，他们的蜜月是怎么样的，做爱的频率如何，以及他会将什么样的场景、触觉、声音以及气味和做爱联系在一起。

到了第二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换对象。她和丈夫交谈，而他则和妻子交谈——重复同样的问题，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病史采集”。了解每一对夫妻的需要、心愿以及欲望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双重治疗”计划中重要的第一步。通过从两个方面获取的信息，夫妻性爱的整体情况会很快浮现出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继而便可以开始改善夫妻关系，填补伴侣之间巨大的差异。到了他们两周治疗计划的第三天，他们会对比夫妻两人对于最私密问题的回答：

“对于你的丈夫（或妻子），通过这个治疗计划你想要得到什么改善？”

“你的配偶对于婚姻生活中性生活的部分兴趣如何？”

“你的丈夫（或妻子）从你这儿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这些回答给解惑提供了线索，可以让人瞥见一段婚姻的核心。这一点，他们相信单独的一个治疗师，特别是男治疗师，是无法企及的。虽然一些询问技巧借鉴了阿尔弗雷德·金赛，其他一些则吸取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建议，但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涉及的双重疗法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提供了务实的治愈婚姻问题的见解，在改变生活方面，其效力远远超过了一般治疗师或者宗教顾问的能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生理测试接近尾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门诊里最亲密的时刻更多是发生在人们穿着衣服的时候，而不再是赤身以对之时。

“他们的工作完全是革新式的——‘双重疗法’的模式实在太棒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临床教授亚历山大·N·乐维医生说。他和妻子是首批患者之一，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进修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出版了他们开创性的著作之后不久，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上，乐维首次听说了两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还不确定从他们的陈述中能了解些什么。乐维当时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了那个以了解人体所有功能为自豪的学科——内科进行第三年的培训。然而，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突破性的结果相比，医学界对于性方面的事情实在毫无准备。“显然，这些人要么是骗子，要么真的在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他回忆说。乐维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专程前往圣路易斯，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就好似去卢尔德[1]冒险一般。“马蒂尔德从没有过高潮，就这么简单。”无法克服自己性烦恼的乐维说。出生于匈牙利的乐维，少年时期在本笃会修道院上学，并一直在那儿住到了19岁毕业那年。“人们说，‘将初吻献给你孩子的母亲’。”他回忆起牧师对于夫妻恩爱的有限智慧时说，“马蒂尔德有着类似的背景，因为她来自秘鲁的法国修道院。这个［治疗项目］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在乐维看来，男女组成治疗团队来指导已婚夫妇，这样革命性的想法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了。

从一开始，理解性爱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克服做爱中的困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称之为“性障碍”。批准他们初始研究时，华盛顿大学对于马斯特斯提出的“治疗性功能不全的最大障碍是在人类性反应领域缺乏足够可靠的生理资料”这一观点表示同意。指导他们的一个简单逻辑是，在能够治疗性爱相关疾病之前，必须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在1959年1月，经过了数年对于性爱过程中人体在解剖与生理方面反应方式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了一项实验性治疗项目，以改善美国夫妇在性爱生活中的障碍。由于他们的方法并不确定效果如何，因此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最初关于人类性反应的实验让马斯特斯成为了一名研究者，但第二部分的研究则凸显了他的弱点。不管是他还是约翰逊都缺乏心理治疗的训练（尽管《时代》杂志将约翰逊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马斯特斯之前所接受过的最相关的教育是精神病学系关于访谈技巧的3个月课程。约翰逊的经验更为缺乏——仅有一些涉及内心与头脑的杂乱的本科课程。然而奇怪的是，正是由于缺乏训练——特别是当医学院出生的精神病医生都受到弗洛伊德理论教育的时候——他们的实验有了广阔的维度，不受传统的束缚。“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恰恰成了巨大的优势。”马斯特斯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人类行为的本能理解远远超过了马斯特斯的掌握，后来证明这是在探索性爱治疗领域中最为宝贵的一点。作为门诊时笑容可掬、亲切友好的女主人，她目睹了人们在做爱时最为深切的渴望、憧憬以及恐惧，通过这些她学会了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劝告、安慰并教导他们。她拥有了一定的实践公信力，从而填平了与马斯特斯之间的距离，让自己有机会与他平起平坐，而不再是一名“副手”或者其他可替代的同事。她提出的好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都犹如“尤里卡瞬间”[2]。就和一些修理管道的水管工一样，她透过单向镜观察性爱过程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设法将成年人的神经质追溯至孩童时期的根源。“至少70%的治疗方案是她的主意。”马斯特斯后来说。约翰逊吸取了其他人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家艾伯特·艾利斯和天普大学的约瑟夫·沃尔普，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创了夫妻共同咨询的先例，后者的行为学理论中反映了B·F·斯金纳、约翰·沃森以及伊凡·巴甫洛夫的一些观点。马斯特斯的同事都嘲笑他所说的革命性治疗模式主要归功于约翰逊的想象。马斯特斯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途径——其他人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在较短的确定时间段里令问题获得改善。他们没有用狗或者老鼠做实验，也没有用电流来刺激活体病人。为了改变坏习惯，他们将沃尔普的“系统脱敏”法应用到了自己的治疗方法中——慢慢地学习放松、克服恐惧和焦虑。马斯特斯从不回避约翰逊的支持或者将她的主意占为己有。他越来越多地听取她在治疗方面的主意和直觉，这些后来都证明是有价值的。

约翰逊支持这种双重治疗的方式，特别强调它从一开始便将夫妻双方纳入治疗范畴。在过去，治疗通常只关注“功能障碍”的那一方，比如阳痿的男性或者无法达到高潮的女性。另一方对于治疗始终不知情，通常还会规避问题的责任。丈夫阳痿的妻子不知道她应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性方面的进步或者采取主动，或者是否应该继续等。反之也类似，妻子无法到达高潮的丈夫可能无止境地等待，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归咎为要求过高或者失去兴趣。但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了解，他们推断说：“在任何遇到某种性生活障碍的婚姻中，都不存在某一方完全置身事外的可能性。”

日积月累之下，约翰逊让马斯特斯明白，许多男人只是不了解女性性爱中潜在的动态。在圆桌讨论中，当大家就记录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无比明显。约翰逊相信他们的双重治疗方法可以平衡两性之间的不公平。在一个以男人为主导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我们正在令男人们彻底明白他们根本不了解女人……”马斯特斯有一次对一名记者这样解释说。

“……并且使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女人自己对作为女性的诠释。”约翰逊进行了补充。“95%以上关于女人性爱以及反应的解释和定义都是由男人做出的，这种事情我个人是拒绝接受的，因为其内容往往是不准确的。”

吉尼的观点源于她对病人的病史采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询问个人背景及喜好、尝试发现他们的行为模式。吉尼乐于意见交换，细化病人生活中的不同层面，而比尔则在他的基本询问中显得一板一眼。这种风格的差异非常具有戏剧性。“他非常简短而直率——45分钟是他的历史记录，”她回忆说，“而我在接手第一个病人时，他打通我的电话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在每一个会谈期间，房间里都有一部电话，便于治疗师与外界联系。拿起听筒，吉尼听到比尔的声音。“他说，‘我以为你和病人都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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