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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第1页）

克里希广场。我在练功房的扶手杠旁边度过了许多时间，脚尖都出血了。由于伸展四肢，大腿根也撕裂了。柳波芙说，我是一个容易冲动的女人，然后笑着拿起一支金嘴的红香烟，那是她从她失去的俄罗斯弄来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我不得不去路边喊出租车，我跛着脚，行走困难，双脚火辣辣的，大腿一瘸一瘸，像只鸭子。出租车司机很犹豫，不知该不该让我上车，好像我是个疯子或是危险人物。他最后也笑了，说：“看到你走路的这种样子，我还以为你要分娩了，会在我的车后座破水。这么说，你是个舞蹈演员？在哪个酒吧跳舞？”

我想当个女舞蹈演员。柳波芙对我说，哪有人30岁才学跳舞。我把一大沓绿色的钞票放在桌上，“我今年27岁，夫人。我小时候跳过舞，一直跳到16岁。”她耸耸肩，更用力地抽她的金嘴红香烟：“那你还要我干什么？”

我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在成为明星之前，甚至在能跳芭蕾之前，让我当一个初学者，一个穿着可笑短裙的小女孩，一只动作敏捷的小老鼠。到了28岁就来不及了。真讨厌，柳波芙化了妆的眼睛似乎这样对我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当做一个疯子。

“那就每天晚上6点，我上完课以后来。”我说：“可我不想一个人上课。我想跳芭蕾。”她更使劲地抽她红色的金嘴香烟，说：“我想明天单独见你，然后再作决定。”

菲茨不高兴了。我参加晚会老是迟到。到斯泰因、默菲、莫洛伊、古本基安、马罗纳家里吃饭时，我几乎不露面——please，leavemealone.[24]

有时，我能闻到你腋窝里的汗味，他说。有时，我在出租车里忘了重新打扮，他还说，我就像个街头女郎。我给他丢脸了。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在圆顶酒店的地下室，卢卢帮我补妆。我想，她的可卡因对我没有任何作用，但我还是服了，因为她说，悄悄地喝一大杯美国威士忌，会让我显得更加高兴，更加自豪。

有时，我非常不愿意去盥洗室，宁愿坐在卢卢身边，看着客人们往茶托上扔小额硬币。有人下楼专门为她买烟，还有一些人对她做些神秘的动作，她消失在衣帽间，用一张折成四折的纸币换来一张折成八折的小纸条，里面装着卢卢要的量。

可以听见男人们在小便池里撒尿，听见他们冲水，但听不见水龙头里流水的声音，也听不见香皂滑动的声音和擦手布卷的转动声。之后，他们会抚摸你的脸，会给你的面包片涂黄油，你会吻着他们的手指表示感谢。弗朗西斯喝醉的时候，也会忘记洗手。那时，我恨不得杀死他。他一上床，挥动床单扇风时，便散发出虾的味道。他们自己怎么就闻不到呢？如果他们知道，如果他们闻得到那种虾味，或意大利奶酪的味道，或死尸的味道，他们会脸红，会从床上跳下来的。

可是，不，他们闻不到。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他们现在最主要的活：躲避他们自我吹嘘而自己却感到厌恶的身体。

我走进了司各特写作的小客厅。等待他的手指迟疑不决，等待打字机的铅字离开纸张、在重新击打下去之前悬空的几秒。司各特从椅子上惊跳起来。

我问他，我一定叫喊了起来：“为什么？为什么我在相片上认不出自己来了？为什么我这个满脸笑容、一头金发的年轻女人，那么机灵，那么讲究，长得像个演员，头发卷曲，像只小羊羔，10天后却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老太婆，下巴方正、满脸皱纹、粗鲁得像个罢工的码头工人？

司各特转过身来，盯着我：“对我来说，宝贝，你还是原来的你。”

我不让自己用“办公室”这个词来指他写作的房间，办公室是职员、打字员、承保人和有钱的大老板用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和带滑轮的写字台以及属于他们的皮椅。作为一个穷人——一个不光彩的穷人，他太时髦了。

来了客人，我总是对他们说是“他的私人客厅”，或者说是“工作间”。可我不欺骗自己，我对自己说，那是“散发着恶臭的房间”，烟草和高级烧酒混杂在一起的味道甚至把墙壁都污染了，那个男人不再关心自己的身体，他早上和晚上都会忘记淋浴，一周都不洗一次澡。这个男人变得吝啬了，模样都变了，懒洋洋的，听之任之。

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孤独：无论是在公寓还是在别墅里，人们从来就不想着替我留一个房间。啊！一个堆杂物的地方我都会感到很满足，一个小房间，让我也能写作。理想伴侣的计划中没有，无望的一代（那是自恋的白人家伙搞的东西）[25]的清单上也没有。

如果能把路易斯阉掉，我会高兴坏了的。割掉他制造分泌物的那两个蛋蛋。他对那个玩意儿感到很自豪，好像那是两个癌似的。唉，就像没有写字台一样，我也没有干那种事所必需的解剖床，而且，也没那么残酷。我身上的那个坏女孩已经疲惫了。厌烦了。很快就要咽气。

夜晚，我们从一家家低级酒吧寻欢作乐回家时，往往要穿过巴黎的平民区，让人担心的街区，黑漆漆的马路，脚底下的路面黏糊糊的，废水和污水汇流在一起。而在斑驳的外墙里面，在黑乎乎的走廊里，在栏杆摇摇晃晃的楼梯上，白菜和炖菜的味道与楼层厕所里的臭味互不相让。那天上午，我们在寻找出租车离开知了酒吧时（夹在看谁都不顺眼的毕加索、多嘴多舌的科克多[26]、心不在焉的英俊的拉迪盖[27]以及三个戴着羽饰的公主当中，喝着温热的香槟，我们心里厌烦透了。那几个公主，明明是银行账号，却要冒充缪斯。）我们在小街小巷里溜达，到处都是翻倒在地的垃圾桶。屠夫们肩上扛着红红白白的冻肉，又冷又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在小酒吧里，人们把白天的木屑铺在方砖地面上，看门人用力把消毒水倒在地上，好像专门瞄准行人的脚和流浪狗的屁股。司各特含含糊糊说出了这句可以说非常正确的话：“不幸的小镇……一切都涂上了不幸的色彩。”我紧紧地搂着他，吻着他的嘴，忘了他让人恶心的气味。有的时候，我太爱他了。

这就像生活在一道亮光里，一道光晕把我们俩包裹了起来，随着我们移动。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永恒的。

*

昨天晚上，我们笑得那么欢，吃得那么开心，在座的人都是那么好，应该跳舞啊……

可是，缎子鞋里面，我的脚出血了，磨坏了。命运在召唤我了，微弱的希望破灭了。有人说，是我自找的，是我自己想堕落，并一手策划了这种堕落。愚蠢！

我回想起谢里登军营的夜晚，我在那里跳舞会一直跳到双脚发麻，皮鞋在舞池的地板上磨得发烫。我脱掉浅口皮鞋，光着脚继续跳。飞行员们在给我鼓掌，机械师、报务员和调度员也在欢呼。我的裙子飞舞起来，我伸出一个手指，或翘着嘴，模仿着小伙子们的动作，尽管我并不明白那些动作的意思。我是年轻的妓女，蒙哥马利有钱人家里的一个小妓女。兵营或监狱里的亚拉巴马小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谁惩罚谁？谁说在男人的怀抱里不好，小伙子们要去参加愚蠢的战争了，他们是那么温柔，那么严肃，他们的臂膀是那么宽大。人们非常想把他们赶走，他们很碍事，在地铁和巴黎的危险场所，人们常常会遇到这些头破血流的家伙，纱布和头套使人们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残缺的身体是我们道德沦丧的写照。

“我希望你的态度再端正一点，”柳波芙抱怨说，“我已经习惯了那些把一切都献给扶手杆和镜子的人。他们把练习与艺术融为了一体，可让你觉得大逆不道的，是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的美人，世界上没有才能，没有天命，只有这种可怕的超强练习，让人出汗、呻吟、乞求，最后才创造成艺术。首先要忘记镜子。

“你怎么会想起来要跳舞的？你的大腿那么细，脚踝还没我的手腕粗。而且，从脚踝到膝盖，你只有骨头——没有一点肌肉，甚至连一点腿肚子都没有。孩子，你的大腿萎缩了。在你追逐错误的希望之前，让我这样告诉你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加倍努力。我要剪掉我所有露脚的照片，让人们永远也看不到我笨拙的双腿。

天黑了。夜色中，我坐在巴蒂尼奥尔大街的长凳上，在那里闻得到栗子的香味，可以看到克里希的帕森电影院。那不是电影院，也不是戏院，而是一艘漂亮的巨轮，玻璃的船头在冰上面前行，想驶入阿姆斯特丹街，然后从船坞一直拐到圣拉扎尔车站。

有几天晚上，我太疲惫了，离开了练功房。我太累了，不想再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来到巴蒂尼奥尔大街的这张长凳上，凝视着这座像船一样的电影院，直到忘了时间。我在想，我是否看到过比这更漂亮的建筑，我是否应该说这是纪念碑，一座如此脆弱的纪念碑，冰冷冰冷的，很雄伟，闪耀着万盏灯火。

……地铁站的台阶稍后好像也闪耀起来，掺杂着云母石的黑色沥青使人每走一步、每走一个台阶，都好像在慢慢地走向那个倒扣过来的天空，像黑夜一样的隧道。你在拱顶下面徒劳地寻找一个友好的星座。

圆顶酒店的露台。我迟到了，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他们都在欣赏基基，那是个年轻而漂亮的妓女，给穷画家们当模特儿。

她中毒太深了，现在就可以看出她的将来。男人怎么能一个接一个地跟这样的人睡觉，一点都不感到恶心。他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除了喜欢把自己的那玩意儿浸泡在前一个人的脏东西里，他们的激情来自污染。5个小时以后，这个基基又在赛马夜总会唱歌，老板要她闭嘴：她的大嗓门把音乐都盖住了，吵得别人都没法跳舞。我的左脚痛得要命，我想回家，但走不动。司各特耸耸肩。他不想离开舞厅替我找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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