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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意大利人侵略希腊的时候，我决定不逃跑。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内疚，也许是无所谓。而且在这里，一座遥远小岛的一个遥远角落，这样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国人从意大利人手里接管了小岛。四月二十七日，他们占领雅典。六月，他们开始侵略克里特岛，一时间我们陷入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中。头顶上运输机穿梭往返，终日不绝。各个港口停满了德国登陆艇。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临到了小岛上。它无论对轴心国还是对抵抗运动都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驻军部队的规模很小，只有四十名奥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挥，他在侵略法国时受过伤。纳粹给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分派的总是容易驻守的占领区。

“侵略克里特岛期间，我已经被赶出布拉尼。这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正是为了维持这个观察所的正常运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备部队。幸好我在村子里还有房子。德国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们帮助我把轻便的东西都搬到那里去，甚至还付给我一点驻扎布拉尼的租金。正当一切安顿妥帖之时，村里当年的村长突然患了严重的血栓症。两天之后，我奉命去见岛上一位新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你们学校，学校圣诞节后就关闭了。

“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一位刚提拔的相当于军需官的军官，但是我实际见到的却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岁，法语讲得极好，他说他知道我的法语也说得挺流利。他非常有礼貌，不只是表现出一点歉意。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彼此甚至还谈得十分投合。他很快就切入正题。他要我担任村里的新村长。我立即拒绝，我不想卷入战争。他派人去把两三位有影响的村民请来。他们来后，他让我跟他们单独在一起，我发现推荐我当村长的正是他们这几个人。当然他们谁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且串通一气，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们从道德高度上对我说尽了恭维话，我仍然表示拒绝。后来他们坦率相告——答应给予默契支持……简而言之，最后我说，好吧，我干。

“我担任了这一新的没有把握的职务之后，与克卢伯校官有了频繁接触。我们初次见面之后的五六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喜欢我叫他安东。这就是告诉你，我们经常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再次证实了我们彼此确实十分投合。我们的第一个联系是通过音乐建立起来的。他是个很好的男高音。像许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样，他唱起舒伯特和沃尔夫的歌曲时比谁都更富有感情，比谁都唱得好，只有少数最伟大的专业抒情歌手例外。起码在我听来是如此。他头一次到我的别墅来，就看见了我的古钢琴。我颇怀恶意地给他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如果你想让一个敏感的德国人流泪，最有把握的手段莫过于此了。我不是说他是个难以征服的硬心肠。其实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惭愧，很想找一个反纳粹人物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第二次，我到学校去拜访他，他要我用学校的钢琴为他伴奏，他把学校的钢琴搬到了自己的住处。这一次轮到我伤感了，当然不是流泪，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对舒伯特的歌曲向来容易动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东的法语这样好，为什么没有留在被占领的法国。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认为他对待法国人的态度还不够‘德国’。毫无疑问，他在军人集体用膳时曾多次为高卢文化辩护，但有一次他终于为此倒了霉，这就是他被贬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原因。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击中膝盖骨，脚有点跛，执行军务有所不便。他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他的家庭很富有，战前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一年，最后他拿定主意要当一名建筑师，可是后来他的学习被战争打断了。”

他停住了，把灯调亮，打开夹子，摊开一张很大的平面示意图。两三张草图都是用透视立面手法画的，建筑材料全是玻璃和闪闪发亮的混凝土。

“他对这幢别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答应战后要回来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优秀的包豪斯建筑学派。”

所有的文字说明都是用法语写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德国字。平面图的署名是：安东·克卢伯，大疯狂四年六月七日。他让我多看了几眼，然后把灯又调小了。

“占领期间的头一年，一切都还过得去。我们的食物严重短缺，但是安东和他手下的士兵对村民的无数违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认为占领就是穿纳粹军靴的冲锋队横行、当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多数奥地利士兵都超过四十岁，他们自己也是父亲，村里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们的思亲之情。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个黎明，同盟国的一架飞机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德国军需登陆艇，该艇在前往克里特岛途中暂时停靠在老港口。船沉了，几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来。当时，岛民们已经有一年时间除了鱼和劣质面包以外什么都吃不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谁不动心？大家驾着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蜂拥而出。有人把情况告诉了我，我立即赶到港口去。守备部队在那里有一挺机关枪，刚才还对同盟国的飞机怒射过，我担心他们会对村民进行报复性的可怕大屠杀。但是我到港口的时候，却看见岛民们正在忙着捞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离机关枪还不到一百码。安东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枪不发。

“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安东把我叫去。我当然对他千恩万谢。他说，他要向上级报告，说因为村民行动快，划船救助，登陆艇的几名船员才幸免于难。现在他需要让村民交回几箱食品作为抢救的证据，让我关照一下这件事。其余部分将按‘沉毁’处理。通过这件事，村民们对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后一点敌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这一事件之后一个月左右，一群奥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声歌唱。突然间，岛民们也开始唱起来。大家轮流唱，奥地利士兵唱完岛民唱，先用德文唱后用希腊文唱。唱完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颂歌唱希腊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现象。最后，他们都互相唱起对方的歌来了。

“但这也就是我们小小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了。奥地利士兵中出现了间谍。唱歌之后大约一星期，给安东的守备部队增派了一组德国兵，说是来‘加强军纪’的。有一天，他像个生气的孩子跑来找我，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败坏纳粹国防军名声的危险，要我痛改前非。’他的部队被禁止向岛民赠送食品，我们在村里也很少再见到他们了。当年十一月，他们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绩的新办法。幸在我治理宽松，村民们给了我意外的好评价，同时他们也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

康奇斯停止说话，拍了两次手。

“我要让你看一看安东。”

“我想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不。安东已经死了。你看见过的是长相跟他酷似的一个演员。现在要让你看的是真的安东。战争期间，我有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两盘胶片。这些胶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冲洗出来。质量很差。”

我听到了放映机的沙沙声。一支光束从上面投射出来，经过调整，集中在银幕上，聚焦比较匆忙，有些模糊。

银幕上出现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年纪和我相仿，不是前一个星期我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们有一个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浓又黑。但是银幕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战时军官，错不了。从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宽厚，倒更像是个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脸带微笑，正在一堵高墙旁边顺着一条小路走，可能就是赫尔墨斯·安贝拉斯家的围墙。他装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壮派头，笑起来显得不自然。十秒钟的电影片断突然结束了。在第二个片断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只脚逗猫玩。他斜眼看镜头，表情严肃，略显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诉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稳定，只有业余水准。另一个片断显示一队军人从港口走过，突然遭到来自头顶上方的枪击，子弹是从楼上窗口射出来的。

“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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