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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罗热疑案66莫格街凶杀案续篇（第1页）

想象中的一些事件往往与真实事件并行。它们很少重合。人与环境总是去改动想象中的事件，这就使其看上去并不完美，因而导致的结果也同样不完美。宗教改革即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宗。

——诺瓦利斯[67]《道德论》

即使在最冷静的思索者当中，也很少有人未曾偶然遇到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因为惊于某些表面上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至于理智没法将其视为纯属巧合的巧合，从而陷入一种朦朦胧胧但又毛骨悚然的对超自然现象的半信半疑。这种心情（因为我所说的这种半信半疑绝不会具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很难被彻底抑制，除非借助于机缘学说，或按其专门术语的说法，借助于概率计算法。由于这种计算法本质上纯然是数学的，因此，就让我们破例把科学之严谨精密运用于推测中最扑朔迷离的捕风捉影。

以时间先后而论，人们会发现，我现在应约公之于众的这些离奇的细节将构成一系列几乎不可理解的巧合之主脉，这些巧合的支脉或尾脉将被读者在最近发生于纽约的玛丽·塞西莉娅·罗杰斯谋杀案中看出。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一篇名为《莫格街凶杀案》的小说中尽力描述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爵士心智上一些非常惊人的特性时，我压根儿没想到我今天会旧话重提。描述那种性格是我动笔的初衷，而这一初衷已通过我所举出的那些能证明迪潘特有癖好的事例而得以实现。我本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事例，但我没必要进一步证明。然而，惊于最近某些事情出人意料之进展，我便进一步写出了这些细节，这也许会使我的叙述含有一种逼供的意味。但既然已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一切，我若对多年前的所见所闻还保持沉默，那倒真是咄咄怪事。

莱斯巴拉叶母女俩惨死的案件一了结，迪潘爵士马上就不再去想那事。他故态复萌，又重新沉醉于喜怒无常的冥思苦索。总爱出神发呆的我欣然与他的脾性保持了一致。我们继续住在圣热尔曼区我们的寓所，把未来抛在九霄云外，平静地蛰伏于现实之中，将身边沉闷的世界编织进我们的梦幻。

但这些梦幻并非全然不被惊扰。不难想象，我朋友在侦破莫格街一案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没在巴黎警方的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迪潘这个名字在巴黎警界早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除我之外，迪潘从来没向任何人解释过他解谜所用的那种简单的归纳推理法，甚至包括那位警察局局长，所以，他破案之事几乎被人视为奇迹也就不足为奇，而他的分析能力为他赢得直觉敏锐的声誉也不足为怪。其实他的坦率本可以纠正好奇者的这种偏见，但他的惰性使他不愿去谈论一件他早已不再感兴趣的事。就这样，他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要人，巴黎警察局想请他协助侦破的案子也着实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就是一位名叫玛丽·罗热的年轻姑娘被谋杀的案子。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莫格街惨案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丝苔尔·罗热的独生女儿，她的教名和家姓都与那位不幸的“卖雪茄的姑娘”之姓名相仿[68]，读者一看便会引起注意。玛丽自幼丧父，从那之后，直到本文所讲述的凶杀案发生之前18个月内，她一直随母亲住在圣安德烈街[69]，罗热太太在那儿经营一个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母女俩就这样过着日子，直到玛丽22岁那年，她迷人的美貌引起了一位香料商的注意。那位叫勒布朗[70]的香料商在罗亚尔宫的底层开有一家商店，其顾客多半是出没于那一带的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意识到，雇漂亮的玛丽来照料那个商店将使他有利可图，而他慷慨的提议被那位姑娘迫不及待地接受，尽管罗热太太多少有几分犹豫。

香料商果然如愿以偿，女店员的活泼与魅力很快就使那家香料店为众人所知。玛丽在那家商店干了大约一年，有一天突然从店中消失，害得她那帮倾慕者一个个心慌意乱。勒布朗先生说不出她的去向，罗热太太又急又怕。报纸很快就抓住了这个题目，警方正准备进行认真调查，可在过了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早晨，玛丽又出现在那家香料店她通常站的柜台后面。她平安无恙，只是隐隐约约显出一种悲哀的神情。除了私人问候之外，所有的询问都理所当然地是自讨没趣。勒布朗先生仍然宣称对情况一无所知。玛丽母女俩对所有探问都一概答称上星期她是在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事情就这样烟消云散，渐渐被人们所淡忘。至于那位姑娘，她借口要摆脱人们的好奇心对她的冒犯，事过不久就辞掉了香料店那份工作，回到圣安德烈街她母亲家里躲了起来。

大约在她辞职回家3年之后，她的朋友们惊恐地发现她突然第二次失踪。3天过去，毫无她的音信。到第4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71]上，就在圣安德烈区对岸离鲁尔门[72]那片僻静地区不太远的河边。

凶杀之惨无人道（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凶杀）、死者之年轻漂亮，尤其是她生前风流的名声，使得敏感的巴黎人对这一事件大为关注。我记不得还有什么同类事件引起过那么普遍而且那么强烈的轰动。一连几个星期，人们只谈论这一撩拨人心的话题，连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抛到了一边。警察局局长非常难得地不遗余力，巴黎的警力当然也就全部派上了用场。

尸体刚被发现时，人们猜测凶手将很快落入法网，因为警方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调查。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警方才认为有必要悬赏缉拿，而即便如此，赏金也被限制在一千法郎。与此同时，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虽说不一定有功劳，但却不乏苦劳。被调查询问的人可谓不计其数，结果终归徒劳无功。由于这桩疑案一直没有线索，公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愤。10天之后，警方认为最好把原来的悬赏金额增加一倍。又过了一个星期，案情仍毫无进展，巴黎人历来对警方抱有的偏见终于酿成了几起严重的骚乱。这下警察局长亲口许诺两万法郎，“要把那位凶手绳之以法”，如若查明凶手不止一人，则“每缉获一名凶犯”赏两万法郎。在这份悬赏公告中，警方还许诺对举报同伙并出庭做证的同案犯免予追究。这份公告所贴之处，一个市民委员会又附上了一份非官方告示，宣称除警察局长许诺的赏金外，他们再提供一万法郎。这样整笔赏金已高达三万法郎。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位姑娘卑微的身份，再考虑到类似这桩凶杀案的暴行在各大城市都屡见不鲜，那这笔赏金的数目的确高得有点惊人。

现在谁也不怀疑这桩神秘的谋杀案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但是，虽然警方也逮捕了一两伙似乎能使案子水落石出的嫌疑犯，但却查不出他们与那桩凶杀案有任何牵连，最后只好把他们立即释放。从发现尸体算起已过了3个星期，其间警方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看起来虽然有点奇怪，但在那3个星期过去之前，这桩闹得巴黎满城风雨的事的确丝毫也没有传进迪潘和我的耳朵。当时我俩都全身心地埋头于各自的研究，差不多有一个月，我俩谁也没出门，也没会过客，连看我们那份日报也只是匆匆浏览一下头版上的政论文章。第一个带给我们谋杀案消息的正是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本人。他于18××年7月13日午后登门拜访，和我们一直谈到当天深夜。他缉拿凶手的一番努力失败，这使他大为光火。这有关他的信誉，他以巴黎人特有的气派这么说，甚至有关他的名誉。现在公众对他都拭目以待，只要这桩疑案的侦破能有所进展，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结束开场白时用一种不无滑稽的口吻把他觉得应该称之为的迪潘的机智恭维了一番，然后向迪潘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而且的确慷慨大方的建议。至于那建议的具体内容我觉得不便随意泄露，不过它与我叙述的事件毫无关系。

我朋友把那番恭维悉数奉还，但是欣然接受了那个提议，尽管那提议所答应的好处完全是靠不住的。协议一经达成，局长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阐释他自己的见解，并插人大段大段的他对我们尚未获得的证据的评论。他口若悬河地讲了许多，而且当然是讲得博大精深，尽管其间我曾冒昧地偶然暗示过天色已晚的问题。迪潘一直稳稳地坐在他习惯坐的那张扶手椅上，完全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整个会谈期间他始终戴着眼镜。我偶尔朝那两块绿镜片下瞥了一眼，这一眼已足以使我相信，由于他一言不发，那位局长告辞之前那漫长的七八个小时丝毫没影响他的酣睡。

第二天上午我去警察局取了一份案情证词的正式记录，又到各家报馆把刊载有这桩惨案消息的各种报纸一张不少地搜集了一份。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报道的概况大致如下:

18××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9点钟左右，玛丽·罗热离开了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处。临走前她只告诉过一位名叫雅克·圣厄斯塔什[73]的先生，说她要去德罗梅街她姑妈家待一天。德罗梅街是一条又短又窄但人口稠密的街道，离塞纳河不远，从罗热太太的膳宿公寓到那儿，抄最近的路大约要走两英里。圣厄斯塔什是玛丽认可的求婚者，就寄宿在罗热太太的膳宿公寓。他本该在黄昏时分去接他的未婚妻并陪她回家。但午后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心想她准会留在她姑妈家过夜（因为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她也在外过夜），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履行诺言。罗热太太是个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的老人，那天天黑时有人听见她表露这样的担心“恐怕她再也见不到玛丽了”，不过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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