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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外形和面貌 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第1页）

现在他们全都住在库尔泰佩的一栋十二层公寓楼里。楼里共有六十八个单元，麦夫鲁特和萨米哈住在二楼，只有他们的房子朝北看不到风景。哈桑伯父和萨菲耶姨妈住在一楼；考尔库特和维蒂哈在九楼；苏莱曼和梅拉哈特则在顶层。有时他们在一楼遇到，看到不停抽烟的看门人责骂踢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电梯里碰到，便互相开开玩笑，仿佛大家全都住在十二层的一栋公寓楼是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其实他们都不自在。

最不自在的是苏莱曼，尽管他很幸福。在对面的杜特泰佩，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精心建造了一座三十层塔楼，苏莱曼想在那幢楼的最高几层，拥有一套鸟瞰伊斯坦布尔的房子，而不是在这十二层的D幢里。九十来岁的哈吉·哈米特，也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他说“让你的哥哥和爸爸也来住我的塔楼！”，可两年前他突然去世（公共工程和安置部部长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乌拉尔建筑公司的高管改变了态度，把考尔库特和苏莱曼排挤出了那栋塔楼。苏莱曼因此很伤心，2010年他和考尔库特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年，终于找出两个原因：第一，在一次年终会议上，考尔库特抱怨为获得施工许可而过多行贿，他说，“难道他们真的要拿这么多贿赂？”哈吉·哈米特的儿子们个人对此很介意，他们觉得此话在暗示，“其实你们并没有去贿赂部长，而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事实上，考尔库特并无此暗示。第二个原因—这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因为在巴库的失败图谋，考尔库特被赋予了“军事政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受到民族主义保守派执政党的广泛欢迎，却惹恼了新的执政党。

但随后他们获悉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的爸爸对乌拉尔建筑公司宣称：“如果我们不住在同一栋楼，我就不签字。”考尔库特和苏莱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的父母离开住了四十年的四层老楼，搬进一套公寓楼的单元房。在此问题上，地震导致楼上两层歪斜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2年古尔邦节的早上，麦夫鲁特在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群里，既没看见苏莱曼和考尔库特，也没看见他们的儿子。而过去他们居住在不同山头、不同街区时，节日礼拜之前他们都一定会首先找到彼此，一起做礼拜，随后在人群中推搡着在地毯上一起往前走，去亲吻哈吉·哈米特的手。

现在每人都有一部手机，但没人给他打电话。做礼拜的男人从清真寺的天井挤到了广场和街道上，就像最近几年那样，在如此拥挤的人群里做礼拜，麦夫鲁特却感到异常孤独。他和初、高中年代认识的几个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熟人、在D幢做邻居的几个有车的店主，用眼神互致了问候，但人们表现出的匆忙、粗俗和浮躁，在他的内心里唤醒了一种自己在一个别的街区做礼拜的感觉。伊玛目历数“为了我们的美好家园和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时，提到了阿塔图尔克和另外四五个人，随后便是过世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这里的年轻人当中，有几个人知道多年前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出席了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还送了一块手表给他。

麦夫鲁特从清真寺回来时，萨米哈不在家。麦夫鲁特知道她去了9单元的维蒂哈家。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来库尔泰佩过节，他已经在9单元住了一个星期。那套房子有很多朝北的房间，考尔库特和老丈人避开对方相安无事，维蒂哈和萨米哈的多数时间则是陪着爸爸看电视。苏莱曼必定是一大早开车带一家人去了于斯屈达尔的老丈人家。麦夫鲁特没在停车场里看见苏莱曼的福特蒙迪欧轿车，于是得出了这个结论。

麦夫鲁特在二楼的单元，面向十二层公寓楼的停车场。麦夫鲁特从这里可以获取楼里很多人的信息，比如退休的夫妻、大嗓门的年轻中产阶级、不知道从事何种职业的夫妻、老一辈酸奶小贩的大学毕业生孙子、一直在停车场里踢球的每个年龄段的孩子。苏莱曼的两个儿子是踢球孩子中最吵闹的，他们一个十六岁（哈桑）、一个十四岁（卡泽姆）。球一旦被踢出停车场滚下坡，这些偷懒的少年球员从不去追球，而是异口同声地大声叫道“球，球，球”，让正要上坡的人把球带上来，而这让一辈子靠走街谋生的麦夫鲁特很生气。

麦夫鲁特在这个单元房里已经生活了八个月，但一次也没开窗责骂踢球的孩子叫他们安静。他通常十点半出门去梅吉迪耶柯伊的同乡会，10月中旬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则每晚去希什利、尼相塔什和居米什苏尤叫卖钵扎，那些街区尚存有四五层的老旧富裕人家的公寓楼。麦夫鲁特彻底远离了塔尔拉巴什，那个他曾经居住的、多数早已人去楼空的百年希腊人老屋所在的街区，那里被划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将建起精巧的小酒店、庞大的购物中心和旅游景观建筑。

麦夫鲁特为自己准备茶水时，先看了一会儿在停车场里宰牲的人（他也没看见苏莱曼买的公羊），随后翻看了先生阁下写的《交谈》。六个月前他从一家杂货店的橱窗里挂着的《告诫报》上，看到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于是他从报上仔细地剪下二十张赠券，换来了这本封底印有先生阁下年轻时一张可爱照片的《交谈》。麦夫鲁特认为，标题为“内心和口头的意愿”的章节被收入书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他时常翻到那个章节认真阅读。

从前，节日礼拜后，他会和爸爸、伯父还有堂兄弟们一起说笑着去杜特泰佩吃早饭，他们边喝茶边吃萨菲耶姨妈为一大家人做的馅饼。现在大家分开住着，也就没了一个习惯性的聚会地点。萨菲耶姨妈为了让这个老传统持续下去，招呼全家人去吃午饭，可苏莱曼一家去了梅拉哈特的娘家，孩子们拿完节日赏钱，厌烦爷爷奶奶也都走了。

这个节日的上午，因为考尔库特也没马上过去，萨菲耶姨妈便滔滔不绝地指责见钱眼开的承包商和政客，她将这些欺骗了她儿子的承包商和政客看作万恶之源。“我说了无数遍，我的儿子，等我们死了你们再拆我们的房子，那时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盖高塔楼，可没人听我的。他们说，妈妈，反正再地震这个房子就会塌，住进公寓楼你们可以更舒坦。他们把我说烦了，我才不会被他们骗呢，可没人愿意扫儿子的兴。他们发誓说，我们家的前面会有院子、树木。他们还说，妈妈，你伸手到窗外就可以摘到李子和桑葚。可现在哪里有李子和桑葚，哪里有小鸡和母鸡，哪里又有泥土和院子。我的孩子，没了青草和虫子，我们没法活。你的哈桑伯父就这么病倒了。造了那么多楼，猫和狗也都不来了。大过节的，除了讨赏钱的孩子，没人来敲门，也没人来吃饭。对面山头我住了四十年的家被拆了，盖起了那座大塔楼，我就只好坐在这里哭着张望，我亲爱的麦夫鲁特。这只鸡是我为你烤的，再拿一块土豆，你爱吃的。”

萨米哈也趁此机会，讲了在一夜屋上建起的一些丑陋高楼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不开心的故事。这其中自然也有当着他们母亲的面，诋毁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的乐趣，因为兄弟俩跟着乌拉尔他们，积极参与了土耳其住房开发管理局的高楼开发。她讲述了像阿克塔什他们那样，在亲手盖起的花园小房里生活了三四十年的人家，因为钱、没有地契或处在地震敏感区，被迫搬进高层新公寓楼后经历的烦恼。她也讲了抑郁成病的家庭主妇；因房子拖延完工而流落街头的人；无力向承包商偿还债务的人；抽签没抽到好房子而后悔的人；怀念树木和院子的人。对于拆除大坡背面的老利口酒厂、足球场、曾经是马厩的区政府大楼，以及全被砍光的桑葚树，萨米哈也都一一抱怨了。（但她没告诉任何人，三十年前她和费尔哈特偷偷在桑葚树下约会的事情。）

维蒂哈则维护着自己的丈夫和苏莱曼，她说：“但是亲爱的萨米哈，穷人也想住进一个干净、现代、舒适的地方，而不是泥土地面、靠烧暖炉取暖的冰冷的一夜屋里！”麦夫鲁特对此并不惊讶：姐妹俩每天至少要串门两次闲聊，维蒂哈常跟妹妹说，搬进D幢后她有多满意。自从她和丈夫搬进一套独门独户的单元房，维蒂哈就从给一大家人做饭、端茶送药、缝缝补补中解脱了出来。有时她愤愤不平地称自己是“全家人的用人”。（麦夫鲁特认为，维蒂哈也因此在最近几年里迅速发福了。）两个儿子都成家了，考尔库特晚上很晚才回家，因此她有时感到孤独，但从不埋怨公寓楼的生活。如果不和萨米哈闲聊，她就去希什利看孙子孙女们。经过漫长的努力、调查和失败，她终于让博兹库尔特娶了一个初中毕业生，她是一个来自居米什代莱的水暖工的女儿。儿媳喜欢交朋友聊天，她上街时就把两个紧挨着出生的女儿交给她们的奶奶照看。有时他们一起去希什利图兰的家里聚会，图兰的第一个孩子是一年前出生的。萨米哈有时也跟着维蒂哈去希什利看她的孙子孙女们。

麦夫鲁特忌恨歪脖子老丈人和两个女儿之间的友情。是因为他嫉妒他们的友情和亲密吗？还是萨米哈笑着告诉了丈夫，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喝醉时脱口说出的尖刻话语？（有一次他说：“我很困惑，为什么我的两个女儿在伊斯坦布尔偏偏都喜欢麦夫鲁特。”）或者是他那个午饭就开始喝拉克酒、始终不变的八旬老丈人，继萨米哈之后，让维蒂哈也慢慢染上了酒瘾？

作为节日午餐，萨菲耶姨妈除了每次都做的馅饼，还为孙子们炸了薯条，可他们没来，维蒂哈就独自全都吃了。麦夫鲁特几乎可以确信，阿卜杜拉赫曼下来吃午饭前，已经在楼上的9单元喝了中午的拉克酒，萨米哈也陪着喝了一杯，现在他觉得维蒂哈可能也喝了。下午去协会团拜时，麦夫鲁特还想象了萨米哈在9单元和她爸爸继续喝酒的画面。在协会和老乡们团拜时，麦夫鲁特打发了敲门来讨节日赏钱的孩子们，他一边说“这里是协会！”，一边想象着萨米哈正在家里喝着拉克酒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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