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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两个女人待在一家小店里 别的电表别的人家（第1页）

拉伊哈：萨米哈依然很漂亮。上午一些无耻的男人拿找零时，想趁机摸她的手，所以我们不把钱递给他们，而是放在柜台的玻璃上。多数时候也是我像准备钵扎那样准备阿伊兰和照看柜台，他们不来戏弄我。有些上午一个顾客也没有，有时来一个老太太，紧挨着电暖炉坐下，要茶喝。于是我们也开始卖起茶来。有一阵子，常来一个每天去贝伊奥卢购物的可爱女人，“你们是姐妹吧？”她笑着问道，“你俩很像，谁的丈夫好，谁的丈夫不好？”

有一次来了一个流氓畜生，他拿着烟，一大早就要钵扎，一连喝下三杯后，就死盯着萨米哈说：“难道钵扎里有酒精，还是别的什么让我头晕了？”的确，没有男人，经营店铺很困难。但这事萨米哈没有跟费尔哈特说，我也没有告诉麦夫鲁特。

有时刚到中午，“我要走了拉伊哈。”萨米哈说，“你照看一下桌旁的女人，收拾一下空杯子。”好像她是女老板，而我是服务员……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在模仿之前去帮佣的有钱人家的夫人？有时，我去他们在费如扎的家，费尔哈特总是早早就出门，“拉伊哈，我们去看电影。”萨米哈说。有时我们一起看电视。有时，萨米哈坐在新买的化妆台前化妆，我就看着。“来拉伊哈，你也抹点。”她对着镜子里的我笑着说，“别担心，我不告诉麦夫鲁特。”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不在时，她和麦夫鲁特在店里聊天，甚至还聊到我吗？我不安、嫉妒、哭泣。

苏莱曼：傍晚，正当我走下伊玛目·阿德南街时，我的目光被左边的一家店铺吸引了，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费尔哈特有些晚上喝完酒去店铺一趟，“兄弟，以前咱们多好，是不是？”他对麦夫鲁特说，“麦夫鲁特，咱俩贴了多少海报，打了多少架啊！”麦夫鲁特觉得这话有点夸张，他喜欢回忆兜售“运气”的日子，而不是政治争斗。但他没去纠正费尔哈特，因为在被朋友过早神化的青春记忆里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比“麦夫鲁特，你是不是把选票投给了教徒？”的指责更让人引以为豪。

他们经常闲聊好几个小时，谈论去波黑参战的教徒、女总理坦苏、马尔马拉酒店的蛋糕店里圣诞树旁爆炸的炸弹。（警察前一天指责教徒，第二天又指责库尔德人。）有时，夜晚最热闹的时候，半小时、四十分钟一个顾客也没有，他们就争论一个一无所知的荒唐话题（电视里的播音员是在背诵，还是也像放录音配口型的歌者那样作假？），或是一个猜疑（攻击塔克西姆广场上示威人群的警察，他们别在腰间的枪里有子弹吗？还是只是一个装饰？），以此来打发时间。

麦夫鲁特像贝伊奥卢的其他快餐店那样，把报上有关他们店铺的文章（还有同一份报上描绘“另外的世界”的那幅画）剪下来，装上镜框挂了起来。（他也幻想着像主街上的转烤肉快餐店那样，把游客给的外币装进镜框，挂起来装饰墙面，可遗憾的是，还从没来过一个游客。）费尔哈特看见了挂在墙上的《告诫报》上的文章。难道费尔哈特是因为生气文章被挂上墙才少来店里的吗？他知道自己把费尔哈特看作了老板，他怨恨费尔哈特以及自己的懦弱。

有时他想，费尔哈特是为了取悦自己才开这家店铺的。懦弱的时候他自言自语道，“费尔哈特因为抢走了我想娶的女孩而感到愧疚，才开了这家店。”但当他对费尔哈特气恼时，便说，“多大的恩惠！他成了资本家，有资本了。但他还不是从我这里学到，钵扎是一项有趣的投资。”

1995年1月底，风雪交加的两周里，费尔哈特一次也没去店铺。一天晚上他顺路去了一趟。他甚至没在意麦夫鲁特说“这阵子生意不错”。他说：“亲爱的麦夫鲁特，你知道有些晚上我根本不来店里。别告诉你嫂子我来得少。你懂的……”

“怎么？你稍微坐一会儿嘛。”

“我没时间。最好你对拉伊哈也什么都别说……姐妹俩，不会保密的……”费尔哈特拿起收电费的包，走出了店铺。

“遵命！”麦夫鲁特在他身后叫道。费尔哈特竟然没时间坐下来和老朋友聊一聊。他也不会注意到麦夫鲁特脱口说出的“遵命”一词里的嘲讽。麦夫鲁特的爸爸只对最尊贵、富有的顾客才会说这个词。而麦夫鲁特一生都没对任何顾客说过“遵命”。麦夫鲁特不认为费尔哈特有时间去想这个细节，他忙于跟骗子和黑手党厮混，忙于沾花惹草。

回到家，看见轻声看电视的拉伊哈和熟睡中的两个女儿，麦夫鲁特明白自己最气恼费尔哈特什么了：家里有一个正派、漂亮的妻子，夜里却还要跑去不知什么地方鬼混。就像先生阁下也说过的那样，其中也一定有拉克酒、葡萄酒的作用。做提包交易的乌克兰女人、非洲移民、喝人血的形形色色怪人、恶行、贿赂，伊斯坦布尔已被它们裹挟，而政府却只袖手旁观。

于是，麦夫鲁特瞬间恍然大悟，为什么丈夫突然挣了那么多钱，而萨米哈却还那么闷闷不乐。没让萨米哈察觉，他通过镜子里的观察，发现萨米哈非常忧郁。

费尔哈特：也许《告诫报》的读者麦夫鲁特认为，家里有一个像萨米哈那样美貌、聪慧的妻子，我却还要出去沾花惹草，意味着我是个卑鄙愚蠢的家伙。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我没有去沾花惹草。

我只是爱上了一个女人，而我爱的女人失踪了，当然总有一天我会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她。还是先让我来说说电力公司私有化后，收费员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便大家更好地理解我的选择和爱情故事。

苏莱曼：我还是经常去贝伊奥卢，但不是为了喝酒消愁，而是为了生意。我的爱情困扰早已结束。现在我很好，早就放下了那个做女佣的姑娘。我在体会爱上一个艺术家、歌者、成熟女人的幸福。

费尔哈特：收缴电费的工作移交给私有公司和收费员后，我没对那些非法用电的穷人穷追猛打。恰恰相反，我盯上了无耻的富人。我尽量远离一夜屋街区，避开穷人生活的小街、边远和破败的地方，寒冷的冬夜里如果不偷电来取暖，他们就会冻死。看见一个失业的可怜父亲带着三个孩子和妻子以面包和水为生，发现他们盗电取暖的电热炉，我学会了视而不见。

但是对于在面对海峡的八个房间里，和用人、厨师、司机一起生活却不交电费的人，我就切断他们的供电。往富人们曾经居住的八十年老旧单元房里，像沙丁鱼那样塞进六十个贫穷女孩，让她们通宵达旦缝拉链的人若偷电，我也决不饶恕他。俯瞰整个伊斯坦布尔的豪华餐馆的烤炉、保持出口纪录的窗帘厂主的纺织机、为建造十四层大楼而沾沾自喜的农村黑海人承包商的吊车，它们竟然全都在盗电。一旦被我发现，我绝不手软，切他们的电，拿他们的钱。在耶迪泰佩电费收缴股份有限公司，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只收富人的钱，却对穷人的偷电行为视而不见。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苏莱曼：为了让玛希努尔的才能得以展示，我在考察严肃对待音乐的夜总会，太阳夜总会便是其中最好的一家。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去看一眼我那卖钵扎的兄弟的店铺。别误会，当然不是为了带着爱情的痛苦哭泣，而是为了付之一笑……

费尔哈特：被宠坏的富人拖欠缴费，要么因为漠不关心，要么有时邮局不寄账单，或者账单彻底蒸发。随着通货膨胀增加的罚款使得欠费越变越多。让他们清醒的捷径，不是去敲门提醒，而是直接切断供电。输配电和收费归国家管理时，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对于“你们的供电将被切断”的警告，毫不在乎地说一句，“啊，我忘了”。即便一千次里有一次，当一个诚实的收费员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成功切断他们的供电时，这些无耻之徒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塔克西姆的大楼交费，而是立刻给熟悉的政客打电话，要求开除收费员。私有化后，这些人明白了，他们的欠费不再由国家，而是由一个像她们丈夫一样无情的资本家来收缴，便开始惧怕我们，因为我们的开塞利人老板无视被宠坏的伊斯坦布尔富人的礼数和眼泪。在这新的私有化法律出台以前，收费员连断电的权力都没有，而现在我有这个权力。让欠费的人学规矩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周五傍晚放假前切断他们的供电。过上两天没电的日子，他们就知道什么是守法循序，学会听话。去年元旦和古尔邦节合并成了十天长假，于是我决定和他们中的一人做一清算。

下午四点，我去了位于居米什苏尤的一栋富人公寓楼的地下室。在一条狭窄、布满尘土的走廊最黑暗的角落里，十二个单元的锈迹斑斑的电表，像老旧的洗衣机那样咔咔运转着。“11单元的人在家吗？”我问看门人。

“夫人在家……”看门人说，“大哥，你要做什么，可别断他们的电啊！”

我没搭理他。对我来说，从工具包里拿出改锥、起钉器和特制钥匙，切断你们的电，用不了一百秒的时间。11号单元的电表停摆了。

“过十分钟你上楼去。”我对看门人说，“你告诉她，我还在街区里，如果她愿意，可以找到我让我回来。我在坡口的咖啡店里。”

过了十五分钟，看门人来到咖啡店，他说夫人很伤心，在家里等着我。“你告诉她，我忙着去别的人家看别的电表，抽空再过去。”我说。我问自己，要不要等到天黑，冬天天黑得早，他们能够想象，十天待在没电的黑暗里是什么滋味。有些人搬去酒店住。曾经有个吝啬的男人，固执地要找关系，在希尔顿酒店里和四个孩子还有他那个戴帽子的老婆住了好几个月。要是我讲他们的可笑故事，你们愿意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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