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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1页）

扎伊尔，基姆武拉区，1986年

我有四个儿子，全都以我们在战争中失去的男人来命名：帕斯卡，帕特里斯，马丁·路德，还有纳塔尼尔。

塔尼尔①堪称我们的奇迹，他是去年出生的，当时我们开着路虎从金沙萨的家搬往基姆武拉区的农场。我们在路上行驶了很长时间，又颠簸得很，他便早产了一个月。离村子还有十公里路程时，我的慢性背痛蔓延至整个下腹部，变成了小腹深处强劲如石的宫缩。我恐惧地意识到，自己要分娩了。我下了车，慢慢地跟在卡车后面走，想纾缓自己的恐慌情绪。阿纳托尔想必被我奇怪的举动吓得不轻，但和要分娩的女人争也没用，所以他就下了车，陪着我一块儿走。孩子们则争论着究竟由谁来开车。我隐约记得车在我们前头行驶着，双尾灯照在漆黑的丛林路面上，单调地颠簸着。午后蓄势待发的雷暴雨欲下未下。过了一会儿，我什么也没说，就走到路边，躺在了一堆湿叶子上，在一棵木棉树高高隆起的树根中间。阿纳托尔跪在我脑袋旁边，抚摸着我的头发。

“你得起来。天黑了，这儿又这么潮湿。小家伙们太麻利了，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我仰起头，搜寻着我们那辆车，确实已经不见了。我得向阿纳托尔解释这一切，但在宫缩最厉害的时候，我没法分心。头顶上就是一棵树，四肢从伟岸苍白的躯干上散射而出，呈环抱状。我开始数树枝圈成的圈，就像在数钟面的数字。慢慢地，每深吸一口气便数一个数字。十七。真是漫长的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宫缩减弱了。

“阿纳托尔，”我说，“我想就让这孩子生在此时此地吧。”

“唉，贝埃内，你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

孩子们将车开出去了一会儿后，就停了下来，往回倒。真是多亏了上帝和马丁·路德。关于由谁来开车，他肯定没争赢，正在后窗那儿噘着嘴生气呢，忽然，他如梦初醒，对着哥哥大叫，让他停下：“等等，等等，妈妈肯定要生孩子了。”

阿纳托尔在卡车里拼了命地翻找着，总算找到了一个象草垫和几件衬衫。（幸好我们随身带着每样东西，而且都很干净。）他让我坐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那些东西从我身下掖进去。后来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的大腿紧绷着，骨盆向前拱着，那股突如其来的雷霆万钧般的急迫感远比任何人类的渴望都要强大——想要用力推。我听见了吼叫声，应该是我发出来的。然后，纳塔尼尔便来到了我们身边，阿纳托尔的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印着黄鸟的软软的旧缠腰布上都染满了血。

阿纳托尔哈哈大笑起来，往后一跃，跳起了欢庆之舞。他从哈代营地被放出来还不满一年，所以能深切地体会到亲生儿子急切想要逃离单独监禁的感受，但小婴儿十分虚弱。阿纳托尔立刻焦急地载着我们穿越黑暗，我蜷在后座上，搂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然后惊恐地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不会吃奶。我们抵达基姆武拉时，他已经发烧了。从那时起，他便急速消瘦，一直昏睡，简直瘦成了皮包骨，连脑袋也是枯瘦枯瘦的。接下来的许多个日日夜夜混在了一起，因为我很害怕，一刻都不愿把他放下，甚至不敢搂着他入睡，生怕他会悄然离去。阿纳托尔和我轮流摇晃着他那柔弱的小身子，和他说话，哄着他，想让他进入这世界。马丁坚持要和我们轮班，他也想摇晃着他，对着小花格毯里悄悄地说些男孩儿们的知心话。但纳塔尼尔很难说服。有两次，他干脆没了呼吸。阿纳托尔对着他的嘴吹气，按摩他的胸部，才让他幽幽地缓了过来。

一个礼拜后，他开始进食。如今看来，他似乎对和我们待在一起的决定已毫无悔意。但在他生命最初的惊魂一周里，只要能想到他身子这么虚弱疼痛，灵魂又已迷失，这种种凄苦便将我折磨得不轻。我还记得自己曾向上帝之类的神许诺过不止一次，只要让阿纳托尔回来，我便对这世上的一切再无他求。可如今我又来了，再一次猛烈地敲打着天堂之门。这是一个女孩凄凉的拍击声：已有数年之久，她不再感受到那扇门的另一侧有任何真实存在。

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毫无睡意，因精疲力竭而神志不清，摇晃着这无辜残损的婴儿，就这么大声地说起了话。我对着火说话：“火啊，火啊，火啊，请让他暖和起来吧，把你需要的所有木柴都吞噬干净，我会不断地添。但你千万不要熄灭，不要让我深爱着的这个小身体着凉！”我说的是英语，想来我肯定已经彻底疯了。我对着屋外的月亮和树木说话，对阿纳托尔、帕特里斯、马丁酣眠的身子说话，最后又对盛着烧开的无菌水的水壶和不让婴儿缺水的小滴罐说话。突然，我清晰地回忆起露丝·梅病得很重的时候，母亲跪在地上，对着一瓶抗生素说话——我相信那是在祈祷。我几乎能听见母亲的呼吸声和那些话语。我能极清晰地想象出她的脸，感觉到她的胳膊搂着我。母亲和我一起，对着我们有的任何一样东西祈祷，这已足够。

如果上帝还能看顾我的话，他必然会将我看作一个母亲。疯狂地寻觅食物和庇护所，为爱痴狂，这就是母亲。我的儿子们跑出门、离开庇护所、听不进建议的时候，都会喊：“萨拉姆博蒂！”但他们从未逃离我的爱。帕斯卡走得最远——他这两年来一直待在罗安达，在那儿学习石油工程，并且追女孩，这点我可是坚信不疑。他总是让我想起我的那个与他同名的老朋友，他们都有着分得很开的眼睛，每到新的一天，都会倏地冒出同一个令人振奋的问题，就像小鸡从新鲜鸡蛋中破壳而出：“贝托恩基图塔萨拉？”我们干点什么呢？

帕特里斯正好相反：勤勉，冷静，体形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想学习政府原理，梦想在一个截然不同的非洲当司法部长。我双膝发软，既担心，又赞赏，默默关注着他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愿。而马丁·路德最后成了最深沉的孩子，无论是肤色还是脾性。十二岁，他就喜欢沉思，在日记本上写诗，就像他父亲心目中的英雄阿戈什蒂纽·内图，他总是让我想起他的艾达姨妈。

在基姆武拉区，我们和农民一起从事大豆项目，试图建立一家合作社——在蒙博托的这头野兽肚子里，设一处可合理维持生计的小小前哨站。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哪怕只有一丁点成功的风声传到政府的耳朵里，农业部长都会将我们打压殆尽。所以，我们悄无声息地在丛林里栽植下我们的希望，这儿距离安哥拉边境也就几公里，在一条状况差劲的马路尽头。蒙博托的探子不太会经常来这儿飙他们的豪车。

我们日复一日地眼见着这块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纳托尔重新办起了中学，此地教育彻底荒废已有十年时间——在基姆武拉村，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识字。我的时间都花在了贪吃的塔尼尔身上，白天晚上都要喂奶。我让他骑坐在挂于我双肩的宝宝背巾上，这样，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马丁奉父亲之命分别教法语和数学，但这样一来，马丁就得管年龄比他还大的学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树之间，用木柴烧饭，就很开心。搬木柴、取水让我精疲力尽，可我乐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种精疲力尽：没完没了地听见蒙博托奢侈无度的新闻，看见长期掠夺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与二十年前的基兰加人相比，这儿的人本能地满怀惧意，没那么慷慨大度。邻居家的女人仍旧会送点小礼品过来，给一串香蕉或一只橙子，让小家伙嘬几口，也让我们瞅着他皱起的脸蛋哈哈笑；尽管如此，她们在打量我们房间的时候，眼睛还是会眯缝起来。由于从没见过白人，她们便以为我肯定认识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国要人。尽管我辩解过了，但她们似乎仍很担心我会去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还富余了一只橙子。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难民的生活，最能使人从慷慨为怀变得不再与人为善。扎伊尔人都已疲于奔命，不管到哪儿，你都能发现这一点。

我们在这儿的房子是用泥巴糊墙、茅草苫顶，相当宽敞，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灶间。这地方当然要比金沙萨那间让我们整天悲悲戚戚的铁皮水泥盒子让人开心得多。在以前那间房子里，处在失灵边缘的管道一直在向我们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亚抱怨，威胁说要来场大洪水。阿纳托尔发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萨活过一万个清晨，他也没法习惯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说实话，有了茅厕，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会。

但我们在这座村子里生活时，总感到自己是过客。我们一只脚已跨过边界，踏入了应许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坟墓吧。我们的计划是再次开上路虎，打包上路，从这儿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儿，我们就能在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里一显身手，那里的希望正好与我们的相合。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纳托尔曾有机会去那儿的新政府里供职，当时谈判刚刚结束，内图登上了总统位，但阿纳托尔尚未准备好离开刚果。后来，内图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总统若泽·多斯·桑托斯又发出了一份邀请，而那时的阿纳托尔出于某种不便，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正被关在提斯维尔两平方米的监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粪桶和他做伴。

我想阿纳托尔很少会感到遗憾，但若是能与内图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应该会感到自豪的。幸亏有了那些杰出的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前仆后继者，安哥拉才终于挣脱了葡萄牙，获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钻石矿和油井。安哥拉人的产业不会贿赂给外国人，也不会用来建造什么带护城河的城堡，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种上疫苗，学习读书写字。当然，他们至今仍是一穷二白。他们为了保住钻石和石油，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一开始，我们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那样发展，尤其是内图，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和诗人，只是想让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恶疾和低人一等的尊严的伤害。他去美国寻求帮助，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回到国内，设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倒葡萄牙人的统治，创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后，他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若干关注。目前，他成了共产主义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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