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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1页）

我的名字是J.D.万斯。首先我觉得我应该坦诚地讲一下：我认为读者们此时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有些荒唐。封面上说这是一本回忆录，但我才31岁，而且还没有取得什么伟大的成就，至少还没有那种值得一位陌生的读者花钱来读的成就。我所做过的最棒的事——至少是名义上的，就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我13岁时连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耶鲁法学院每年都有大约200名的毕业生。而且我相信读者们也不会想去阅读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人生。我不是参议员，没当过哪个州的州长，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我并没有创立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也没建立改变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我仅有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个舒适的家，还有两只可爱的狗。

因此，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为我做的事虽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你们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穷困，生活在铁锈地带（RustBelt）[1]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从我记事时开始，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至于我家的情况，用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瘾做斗争。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

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点因为学习太差而从高中辍学，也差点屈服于身边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愤怒与怨恨。现在，人们看到我时，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毕业证书时，都会以为我是什么天才，认为只有特别出众的人才会走到我今天这一步。尽管我对这些人毫无恶意，但恕我直言，这种理论其实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么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许多慈爱的人的拯救，这些天分也会白白浪费了。

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想让人们知道那种对自己濒临放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放弃自己。我想让人们了解穷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会对穷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此外，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恶魔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

在我的故事背景中，有一个关于种族的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在美国这个种族意识很强的社会中，我们的词汇往往局限于人们皮肤的颜色——黑人（blackpeople）、亚洲人（Asians）和白种人特权（whiteprivilege）。这些宽泛的分类有时会有用，但想了解我的故事的话，还得分得更细一点。我虽然是白人，但不会把自己等同于美国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WASP）[2]。与之相反，我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Scots-Irishdescent）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对于这个人群而言，贫穷是家庭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奴工，然后又曾当过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又当上了机械工和工厂工人。在美国人的称呼中，他们是乡下人（hillbilliy）、乡巴佬（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trash）。而于我来说，他们是邻居、朋友和家人。

苏格兰-爱尔兰裔是美国特色最为鲜明的群体之一。一位观察者曾记录道：“走遍美国各地，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一直令我感到震惊。他们是美国最为持久稳固、变化最少的亚文化群。当几乎到处都是对传统的全盘摒弃时，他们的家庭结构、宗教与政治，还有社会生活仍然保持不变。”[1]

对传统文化的信奉带来了许多好的特性——高度的忠诚感以及对家庭和国家的狂热奉献，但也有许多不好的特性。我们不喜欢外来者或者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不管不一样的是样貌、行为或是说话的方式，而说话方式尤为重要。想要理解我的故事，你首先必须得了解，我骨子里是一名苏格兰-爱尔兰“乡下人”。

如果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当18世纪的第一批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新大陆时，他们就被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山脉所深深吸引住了。这一地区固然广袤——从南方的亚拉巴马州（Alabama）和乔治亚州（Georgia）一直延伸到北方的纽约州一部——但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文化却非常有凝聚力。我的家庭来自肯塔基州（Kentucky）东部山区，我们自称为乡下人。虽然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但定居在亚拉巴马州的小汉克·威廉姆斯（HankWilliams，Jr）在他那首乡村白人歌曲ACountryBoyCanSurvive中也把自己视作一名乡下人。而当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由支持民主党转而支持共和党时，他们重新定义了尼克松之后的美国政治。但是大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工人阶级的命运看起来却最为黯淡。从低社会流动性到贫穷，再到离婚和吸毒，我的家乡成了苦难的中心。

因此，毫不意外，我们是一个悲观的群体。但令人吃惊的是，据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拉美裔移民当中许多人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贫穷，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美国黑人的物质生活前景仍然落后于白人种族，但白人工人阶级比他们还要悲观。虽然真实情况中可能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但现实是，相较于许多其他群体，像我这样的“寒门”对未来更为悲观，虽然很多群体明显比我们更为贫困。这种现象就说明，肯定是金钱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确实如此，我们从未如此地脱离社会，而我们还将这种孤立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地围绕教堂，更多地依赖情绪化的修辞，而不是那种可以帮助贫苦孩子进步的必要社会支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退出了体力劳动大军，还有许多人没有为了更好的机会而搬迁。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性带来了特有的男性危机，这种危机使得我们的男性形成了某些劣根性，难以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诸如此类的解释：“J.D.，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但你把本末给倒置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下降了。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当时的我拼命想相信这种观点。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但那些艰难的经历也可以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教给了我一点：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几年之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钱搬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New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地砖特别重：每一块重3～5磅不等，而一箱通常装有8～12块。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为运走做准备。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钱。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

这家公司有差不多12名雇员，其中大多数都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有位同事同时干着两份全职工作，但并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他在地砖分销公司的这第二份工作使得他可以追寻自己开飞机的梦想。一小时13美元对我家乡的单身汉来说不算是小钱了——一间不错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砖公司还有稳定的加薪。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在那家公司干过几年的员工一小时至少能挣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这比哪怕一个家庭的贫困线都高出不少。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

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以至于我在那儿的工作结束之前，我和另一名员工发明了一种游戏：当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会定上计时器，然后每个重要的“里程碑”都会在仓库两端互相喊叫——“35分钟了！”“45分钟了！”“1小时啦！”

最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讨论机会平等时，这样的事例不可忽视。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经济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确有此理——这些事情也是我所担心的。但这本书是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问题：当工业经济向南移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书讲的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是如何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的，讲的是现在的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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