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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弃书不观（第2页）

毫无疑问，这里投射了这位读者的多重经验，但普鲁斯特却暗示我们，某种程度上说，对拉布吕耶尔的思想倾心到如此地步，会让他忽略自己感受的特别之处。拉布吕耶尔的话可以助他理解自己经历的某一部分，但却不能将其滴水不漏地传达出来。要写出他在爱情上遭到的不幸，那句话不应是“人常想着爱他人”，改读作“人常想着被人爱”才合适。这里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却颇能说明问题，它说明即使是那些完美地写出了我们某些经验的杰作，也总不能将我们的感受尽皆道出。

是故我们阅读时不可掉以轻心，对书中的洞见固然应敞开心胸，却不能就此放弃自己的独特性，或是在阅读中忘却了自家情史的特异之处。

如其不然，我们就会染上普鲁斯特断为尽信书本之病的诸多症候：

症候之一：视作家为神明

孩提时代，普鲁斯特特别爱读戈蒂埃的作品。戈蒂埃《弗兰卡斯上尉》一书中的某些句子似乎无比深刻，以致他禁不住要把作者想成一个无所不知的非凡人物，遇到什么重大问题都可以向他求教：

我视他为真理的守护神，希望他告诉我对莎士比亚、塞蒂娜、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西尔维奥·倍利科这些作家应如何看待……最关键的是，我希望他告诉我，如果中学一年级重读一年，对我的求知是不是更有益处。还有，我是该当外交官，还是在法庭上当律师。

很遗憾，戈蒂埃那些灵慧、迷人的句子老是缠夹在一些读来枯燥乏味的段落当中，他会就一座城堡写上一整页，而对马塞尔的问题，诸如对索福克勒斯当如何看待，他应该进外交部还是当律师之类，他似乎漠不关心。

就普鲁斯特日后的发展而言，或许这倒是件好事。戈蒂埃在某一领域见识过人，并不必然就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也有同样的洞见。不过这么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某些人既然在一些问题上目光如炬，转到其他问题他们必也是最好的权威，没准他们真的无所不知。

普鲁斯特孩提时代对戈蒂埃有诸多夸张的期待，到后来，轮到别人对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有人就相信，普鲁斯特可以给出生存的谜底，人们对他抱有如此的狂想，皆由他的小说而起。《不妥协报》的报人，那些异想天开的记者，就认为要知道末日来临会是何情形，问问普鲁斯特再合适不过，他们坚信作家拥有神灵般的智慧，故而一再拿他们的问题到普鲁斯特那儿讨答案。比如，他们就认为，回答下面的问题，普鲁斯特是最佳人选：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您不得不以体力劳动谋生，按照您的品味、志趣和能力，您会选择干什么？

普鲁斯特坚持说，写作说到底也是体力活，不过接着他还是给了答案：“我想我也许会当一个糕饼师。为人们提供每天生活里都少不了的面包是件值得尊敬的事。”可其实他连一片吐司也做不出来。他又写道：“你们在体力劳动和精神生产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这我可是区分不出来。手是在精神的引导下工作的。”——关于这一点，为他涮马桶的塞丽斯蒂没准会谦恭地提出一点疑义。

普鲁斯特的答复很无聊，但还得说，问题本身就很无聊，至少对普鲁斯特是如此。何以一个能写出《追忆逝水年华》的人就一定有能力为刚被炒了鱿鱼的白领指点迷津？《不妥协报》的读者干吗要一个从未有过正经职业也不大喜欢面包的人来对糕饼师的职业高谈阔论？为何不让普鲁斯特回答他答得了的问题，干脆承认他们需要的是一位够格的择业顾问？

症候之二：看罢好书不能提笔

这问题似乎比较专门，实则牵涉甚广。想象一下吧，一本好书会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止步不前，因为它让我们有惊艳之感，因为我们心灵所能产生的一切都不及它内在的优越。写作的情形是一样的。一句话，好书会让我们觉得再也无话可说。

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就曾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差点无法再提起笔来。她钟爱他的小说，可钟爱得过头了。她简直挑不出这书一点毛病。正像瓦尔特·本雅明说到人们何以成为作家时指出的，他们成为作家，是因为他们还未发现一本已然让他们心悦诚服的书。弗吉尼亚的问题恰恰在于，她以为她发现了一本这样的书，至少她一度是这么想的。

马塞尔与弗吉尼亚——故事一则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19年秋致罗杰·弗莱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到了普鲁斯特。那时弗莱在法国，伍尔夫住在里奇蒙，那里老是有雾，花园不成个样子，她偶然问起，他回来时能不能带本《去斯万家那边》给她看看。她再次提到普鲁斯特已是1922年的事了。彼时她已四十岁，虽说有过托弗莱捎书之举，普鲁斯特的作品她其实仍是一本没看。在给E·M·福斯特的一封信中她倒是透露说，她身边的人读书比她勤得多：“每个人都在读普鲁斯特。我坐着一声不吭，听他们大谈读后感想。那似乎是不寻常的经验。”她解释说，她担心对这小说太过入迷，所以迟迟拖着不看。她提起这书简直就当它是一片沼泽，而非用线和胶水装订起来的几百页纸：“我站在边上不住地打抖，等着某种可怕的观念浮现出来，我会随着这观念下沉、下沉、下沉，也许就此再也浮不出水面。”

结果她还是忍不住踊身一跃。问题也就来了。她对弗莱说：“普鲁斯特强烈地挑起我表达的欲望，而我竟至于一句也道不出。我忍不住要大嚷，‘老天，要是能写得像他那么好多好！’那一刻让人颤栗，让人骨软筋酥——有那么点像性爱——他让我感觉我能写得像他那么好，却又一把将笔夺走，结果我根本写不成那样。”

这番话听来像是对《追忆逝水年华》的礼赞，其中却实有她作为一个作家对自己未来的不祥预言。她对弗莱道：“读普鲁斯特对我来说真是冒险。有《追忆逝水年华》在前，还有什么好写的？……上帝，他怎么就能将易逝之物捕捉到——而且还将其化为美妙、久远的存在呢？我们实在只有望洋兴叹的份。”

叹息归叹息，伍尔夫明白她的《达洛卫夫人》还得接着写下去。写完这书后，她一度有那么点自我陶醉。“我想这一次是真写出点名堂了吧？”她在日记中自问道，但这陶醉何其短暂，她接着写道：“罢了罢了，跟普鲁斯特整个没法比，我算是陷在里面了。极度的敏感与极度的强韧在普鲁斯特那里结合到了一起。他可以写出蝴蝶翅膀上最细小的花纹。他像羊肠线一样强韧，又像蝴蝶那样纤细轻盈。我怕他是一方面影响着我另一方面又让我对自己写出的每一个句子都看着不顺眼。”

其实伍尔夫明白，就算没有普鲁斯特，她对自己的句子还是一样大为不满。“我对《奥兰多》厌恶之极，以致什么也写不出来了，”1928年她写完该书后不久在日记中自己对自己说道。“我花了一个星期改校样，连一个像样的词也挤不出来。我讨厌自己絮叨个没完。干嘛总是滔滔不绝？”

每每与这个法国人短暂地照个面，过后她恶劣的心绪即戏剧化地加重。她的日记中又提到普鲁斯特：“晚餐后拿起普鲁斯特作品，又复放下，这是最糟糕的时刻，令我想到自杀。好像没什么可干的了。所有的一切都索然无味，毫无价值。”

她倒没有当真去自杀，她走了步很聪明的棋——再不去碰普鲁斯特。结果是她又写出了几部书，书中的句子既不寡淡也不乏味。这以后，到了1934年她写作《岁月》一书时，已有迹象表明，她终于摆脱了普鲁斯特的阴影。她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又开始读《追忆逝水年华》了：“这本书当然很伟大，我是再也写不出的。好多年了，我一直拖着不将它读完，现在想着也许来日无多，又开始读了。顺其自然，胡乱写自己的吧。上帝呀，我的书真是糟得无可救药！”

这里的语气暗示伍尔夫最终已然能够坦然面对普鲁斯特了。他有他的王国，她也自有她的涂鸦之地。从沮丧到自责再到欣然的自卫，说明伍尔夫渐渐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非就必然成为另一个人的障碍，即使一时觉得山穷水复，过后仍会发现总还有些路可走。普鲁斯特诚然已将许多东西表达得尽善尽美，但独立的思考以及小说的发展并非到他这里就已经终结，并非《追忆逝水年华》一出，然后便是万古长如夜，还是有空间供其他作者继续操练，尽有《达洛卫夫人》、《普通读者》、《一间自己的房间》存身的地方，这些书所标举的个人感受则更不愁没有安身之地。

症候之三：艺术上的偶像崇拜

仰视作家贬低自己无疑是有害的，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危险，即基于错误的理由去崇仰艺术家，从而沦为普鲁斯特所说的艺术上的偶像崇拜。宗教意义上的偶像崇拜指的是对宗教某一面的过分执迷，——有时是某一神像，有时是一条特别的戒律，或是某一本经书——，凡此种种，都使得我们偏离甚至大悖宗教的内在精神。

普鲁斯特认为在艺术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艺术上的偶像崇拜者一方面对艺术中被物化了的那一面崇奉有加，另一方面对艺术的内在精神则又置之不理。比如，他们会对某位大画家笔下的乡间景色大为倾倒，误以为那就算是对画家的欣赏了。他们紧盯着画中之物不放，却全不顾画的内在意蕴——而普鲁斯特审美立场的核心却见于这样一句话：“一幅画的美并不取决于它画的是什么东西”，此话言简意赅，大可回味。

普鲁斯特曾批评他的朋友孟德斯鸠（此人出身贵族，是个诗人），说他是个艺术上的偶像崇拜者，因为每当在现实中正巧撞上了什么画家笔下出现过的东西，他便兴致高涨。要是看见一位女子穿着一件衣服与巴尔扎克笔下卡迪央公主（《卡迪央公主的秘密》女主人公）的穿着很相像，没准他会兴奋得大呼小叫，虽说那衣服不过是小说家的想象。说此种莫名的兴奋是艺术上的偶像崇拜，何以见得？——因为孟德斯鸠的兴奋与对衣服的欣赏了不相干，完全是出于对巴尔扎克名声的崇拜。他根本说不出自己对这衣服喜在何处，未接受巴尔扎克审美视界中的法则，也未从巴尔扎克对具体对象的赏鉴中领会到什么一般性的教益。所以一旦眼前是件巴尔扎克从未描绘过的衣服，孟德斯鸠的问题就来了，也许他会看都不看一眼，而换了巴尔扎克或是一个具有巴尔扎克式眼光的人，则必能品出每件衣服各自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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